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笔者始从事地方志之编纂。因为要查找乡先贤、清光绪《桐乡县志》编纂者严辰的资料，辗转获悉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著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而严辰《桐溪达叟自编年谱》著录在册。来老对《桐溪达叟自编年谱》的史料价值评价甚高，称是谱“记生平事迹较详……记清朝廷试制度，自入试至分发，言之极为详尽，可供研究清代考试制度之参考”。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情况，“所记情景，极具体可采”。因了这一部《知见录》，我认知了前辈来新夏先生，得知他是一位学富五车，著述宏富，纵横于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一代大家，内心不禁仰慕之至。后来，又蒙萧山方志办汪志华兄寄赠来老的祖父来裕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手稿影印本，乃知新夏先生家学渊源，令人别生一层敬意。

　　与来老见面，是在二〇〇八年《洲泉镇志》审稿会时。该志初稿完成后，我征得镇里领导同意，即设法邀请若干位专家为志书把脉。当年来老已八十七岁高龄，且远在天津，虽发了邀请函，但还是担心老人未必能成行。孰料来老与我虽素未谋面，彼此之间谈不上何种“交情”，却毫无架子，当即答应莅会。审稿会前日，他与焦老师在萧山机场下机后，即搭乘萧山方志办的便车，直趋桐乡。初见来老，但见他满头银发，整齐地朝后梳着，一丝不乱，而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起码年轻十岁。审稿会上，来老的点评吐属精炼，见解独到，大处着眼，举一反三，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我私下对来老点评的“点评”。他还特地叮嘱笔者：“审稿会上，会有各种各样意见，你都要听，但志书编纂者心中要有主见，万不可不加辨析，盲目‘兼听’，反而乱了方寸。”乍闻此言，我有点儿惊异，但更多的是感动。我与老人纯属初交，如若不是率真性情，赤诚相见，焉能作此肺腑语。

　　《洲泉镇志》付印之际，私心以为若能请序于来老，将定必为志书增色不少。我因而婉转致意，来老则欣然允诺。未逾月，序言文本即已寄至。先生在序中对志稿多所赞许：“《洲泉镇志》之引人注目者在于二注重。一是不墨守成规，注重时代新兴事物，在篇目设计上有新篇目、新内容。二是注重地方文献之积存……既存史实，又寓褒贬。以体例安排，见春秋笔法。”醇醇之语，固然是对志稿的肯定，也是对后学的奖掖，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鞭策。一种督促。他在序中还提到，修志乃是“为乡土存既往，为后学示典范，实为当今文明建设不可或缺之要务”。笔者颇服膺此说。先生厚积薄发，片言只语，含英咀华。修志若能循先生此说以进，广搜资料，明载史实，则价值自在，就能较好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嗣后，先生又将此序收入《交融集》中，且赐寄是书，并在书的扉页手书“尚曦先生指正来新夏二〇一〇年三月”数字。书到之日，欣喜异常，挑灯夜读，味之如饴。掩卷思之，则又是别有一种感悟在心头。数年以后，《崇福镇志》又成，笔者即提出参加审稿会专家学者建议名单，来老则在必邀之列，窃以为届时又能一瞻长者风采，面聆长者教诲，何其幸哉！然多有掣肘，此事竟未能如愿。

　　三年前，从网上获知，天津图书馆刘尚恒先生近著《鲍廷博年谱》已梓行于世。而我已在《交融集》中读到来老为该书作的序。乌镇杨树湾，旧时是个偏僻幽静的小村庄，距乌镇约四五华里。鲍廷博晚年寓居于此，知不足斋藏书楼在焉。九十年代初，笔者曾与方志办公室同事走访过此村。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藏书楼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笔者平时即苦于鲍氏资料之不足，故闻此信息后即致电来老，询问详情，且设法购置。电话里，来老对我言道，刘先生是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一丝不苟，功底深厚，你以后治学中有何难题，可以向他请教。可惜笔者疏懒成性，迄今未与刘先生有过任何的信息沟通，真的是辜负了长者的一片心意。中夜念及，良多自责。

　　岁月沧桑。数载光阴，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失……回想这几年来，终日碌碌于案卷之中，于来老处竟少有问候。且以为精神健旺如先生者，期以百岁之寿，当绝无问题。岂知数月前，骤然惊闻来老驾鹤西去的消息，不由得心中大悲。先生虽然享年九十一岁，但社会还需要他，学术繁荣还少不得他。而于我辈，更是从此失一良师矣！原以为以后日子还长，必定机会多多，可求教于先生，如今一切已成过去，种种追悔已经莫及。唯日内新购得先生近作《旅津八十年》，一册在手，捧读竟日，聊以寄托对先生的无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