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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的8月4日，崇福镇上51个年轻人，打点简单的行李，坐上轮船，来到濮院镇红旗漾村，开始未知的下乡岁月。他们，是桐乡首批响应号召、下乡插队的645名知青的一部分。一代人的命运随之改变。50年后的同一天，当年的51个人来了44个，只可惜还有7人再也来不了了。再聚首，泪满襟！曾经的花季少年都已到了古稀之年。岁月好不经用，只是回首往事，所有人都骄傲，岁月没有虚度。

　　桐乡知青，50年后再聚首

　　8月4日，这一天，黄芳倫老人不知等了多少年，她说要见见那些已经三四十年没见过的面孔，她要问问那些兄弟姐妹是否还记得同住草棚、一瓮咸菜抢着吃的战斗情谊。

　　精心梳洗后，黄芳倫早早来到相约的新世纪公园二楼茶室，守在楼梯口，迎接每一位兄弟姐妹。“阿芳，还认得我？”看着眼前同样满头银丝的老人，黄芳倫愣了几秒钟，激动地叫出她名字，两人拥抱在一起。

　　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老人们手舞足蹈，兴奋得如同孩子。

　　为了这次聚会，黄芳倫包里揣着两张照片，一张摄于1964年7月，5个妙龄少女依偎在柳树下，脸上满是不经世事的青春。另一张摄于今年5月，5个老人相互搀扶在一起，画面是风雨过后的恬淡安逸。时间仿佛无声淌过。“当时我们5个小姐妹关系特别好，下乡之前就拍了这张照，现在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今年5月小范围聚了下，又拍了张照，大家都老喽。”黄芳倫笑着说，但这次聚会不一样，从7月开始筹备，所有人都联系到了，只是有7个人再也到不了了。“现在再不好好聚聚，真怕以后到的人越来越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戴麦帽、捻河泥、挑大粪……听着老人口中蹦出的似曾相识的词，记者穿越时光，来到了50年前的那个盛夏，看看那时的劳作，那时的爱情，那时的苦中作乐。

　　A　那时的劳作——下乡两天学会割稻

　　甩着两条大辫子的黄芳倫在镇口张贴的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她被分配到濮院镇红旗漾村支农。那里的农村会怎样，会做些什么，她一无所知，虽然心有不愿，但不去家里人会承受很大负担。

　　相比之下，和黄芳倫要好的钱琦瑛出现在这个红榜上多少有点“冤”。当时已参加工作的钱琦瑛，参与了崇福镇知青下乡动员工作，最后因名额没凑足，把她给填上了。母亲急哭了，但要强乐观的钱琦瑛头一昂：“去就去，大不了两三年后回来。”没想到，这一去，整整11年。

　　8月4日那天，崇福镇上锣鼓喧天，欢送首批100多名知青下乡。戴着大红花的黄芳倫和其他50人奔赴濮院红旗漾大队，随身的行李只有简单的日用品。船上最大的也才22岁，最小的只有16岁。

　　船行了12个小时，又走了6里地，才到目的地。虽然年轻人做好了吃苦的打算，但眼前的几间茅草棚还是让他们吃惊。

　　51个人被分到了6个小队，住在6个草棚里，男女各一间屋，中间搭了个土灶烧饭。一张竹榻架在板凳上就是床，吃的第一顿饭是酱油拌饭。

　　当时正逢“双抢”，凌晨三四点出工，晚上7点收工。在家碗都没洗过的黄芳倫，愣是在两天里学会了割稻。

　　刚去时，那些农村里的人会捉弄城里来的知青。劳动中，一个女孩的脖子被一条甩过来的蛇绕在脖子上，冰冷的蛇头四处触碰她的脸。女孩吓得好几天没下床……

　　可是再后来，女知青随手掬起一把田沟里的水，取出里面的蚂蝗，就直接喝。接下草棚顶渗下的水，用来煮饭。大块的羊粪一手一把扔田里。逆境让年轻人迅速成长。

　　不过，每年田里的两次拔草始终让女知青们心有余悸。戴上竹子做成的麦帽，像狗一样趴在水田里，匍匐前行，等穿过一道田埂，裤腿早就让锋利的麦叶划破了。

　　傍晚时分，是小队给知青打工分的时间。男知青张金财刚去时只拿五六分，3年下来就能拿足全工分，农村人会的他一样都不差。下河捻河泥、拉着犁车耕地、一次300斤的担子挑起就走、一人一天能种一亩田。

　　B　那时的爱情——会赚工分是首选条件

　　正值青春年华，知青们对异性有了最初的萌动，只是那时的爱情不像现在。

　　因为兄长的关系，徐梅海和陈祝标在没下乡前就暗生情愫，不过恋情随着下乡戛然而止。

　　两人不在一个小队，但有时劳作就隔一爿田，那也只是一个遥望的眼神。

　　陈祝标家里条件不好，需要他多赚工分贴补家用。爱情只能放一边。

　　徐梅海家里成分不好，为了能早点抽调上去，只能努力劳作。爱情不敢想。

　　两人就这样苦苦撑着，直到7年后陈祝标被抽调上来，这段爱情才有了结果。结婚时，徐梅海已是29岁的“老姑娘”，因为自己户口迟迟没有调上去，他们的大女儿也做了3年“黑户”。

　　在当时的婚嫁观中，会干活、会赚工分是首选条件。叶纯嫁就找了一个当地媳妇，一小时包100个粽子，一次能挑起200多斤的担子，如此拿得出手的“战绩”，打理小家自然不成问题。

　　好几个知青在农村成了家。再见时一身农民打扮，但笑容里满是对简单幸福的知足。

　　那一代人懂得随遇而安。

　　C　那时的快乐——露天电影反面看也行

　　虽然每天的劳作几乎能挤出苦水来，但开始那几年，大家觉得苦归苦，每天还是很开心的。3碗饭下肚感觉还没吃饱，前一天累趴在地上，但第二天睡醒照样生龙活虎；就算住着草棚，但也冬暖夏凉。

　　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任何娱乐，但他们会苦中作乐。红旗漾大队隔壁就是原来的劳改农场，里面的犯人就在一旁的农田里劳动。

　　女知青濮皓琳是个小机灵，白天劳动时就会往劳改农场望望，只要看到搭起幕布，大家伙就会一阵喧闹，晚上可以看电影了。

　　监狱里，知青是不能进去的。没关系，躲在幕布后面看反面电影也好，除了字幕反了，其他似乎也没影响。

　　每年年末，是知青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大队里要分红，根据每个人一年积攒下的工分，领取稻谷和几十元钱。

　　通常干活勤快的知青，除了留够自己一年的口粮，还能往家寄回不少。

　　钱琦瑛用分到的钱养上七八只土鸡，过年拎回家一只，挺有面子。就算淘气的男知青趁她回家探亲，偷吃了她的鸡，她也不较真。

　　但这样的简单快乐，只存在于开始几年。

　　之后陆续有知青返乡，留下来的知青的心态也发生着变化，后来当地动员知青自建小土房，随着茅草房一同消失的还有同作同息的快乐。

　　从那开始，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出现了变化。有的知青待一年多就被抽上去了，进厂做了工人；有的整整待了13年，落下一身病；有的通过自己努力再学习，在省报当了记者；有的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因病过世了。

　　酒席上的碰杯声再次将记者拉回现实。“为好好活着干杯。”黄芳倫起身，泪眼婆娑。“50年不易啊，人家结婚都到金婚了，这也是咱们知青下乡的金婚纪念，这些年咱都没白过。”“听说那里还以传统农业为主，听说那里的墙上还留有我们刻的字，听说那里的老伙伴还记得我们。”老人们相约，两年后的同一天，还要再聚会，地点约在红旗漾村，那个让他们付出了青春年华的地方。

　　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我们无法去评判是非对错，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最美好的年华交给了一个时代。

　　让我们向所有经历过这段燃情岁月的桐乡知青致敬！

　　◆新闻助读

　　根据中央文件，1964年嘉兴地区开始动员年龄在16周岁以上、身体健康，已停学并在城镇尚无固定工作的青年，开展上山下乡运动。

　　桐乡县于1964年和1965年共动员、安置了1550名城镇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下乡。1967年至1970年，又动员、安置了6347人在桐乡县下乡、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