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1日，由桐乡市图书馆、梧桐阅社和本报三方联合主办的伯鸿阅读沙龙之“桐溪书声·公益讲座”第十讲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座谈会暨《木心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讲座开讲，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中文系主任，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欣(笔名：子张)主讲。

　　子张

　　木心是生于桐乡、死于桐乡的中国文学大家，而桐乡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地理坐标中的重地，先后产生过陆费逵、沈雁冰、丰子恺、钱君匋这些与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重要关联的人物，是不折不扣的文学艺术之乡。故而由乌镇或桐乡出面为上述文化巨擘所做一切有意义的工作，都将是顺理成章和值得铭记的。

　　面对木心先生留下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地需要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继承，发扬光大，传之后世，都在情理之中，勿需任何解释。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关于文学家木心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问题，也许对于认识其人其文以及如何深入理解乌镇、桐乡的文化地位有所裨益。

　　这个问题就是：木心是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外人”？

　　“局外”一说，来自梁文道先生阅读《文学回忆录》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文学，局外人的回忆》。他感慨木心“竟然‘局外’到了一个没有人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来的地步，‘局外’到了让人时空错乱的地步。”接下来，梁文道指认“一个不曾中断、未经洗劫的木心才会这般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原因可能在于木心“是‘不得祢先君’，远适异乡，自成一宗的‘别子’”，何以说是“别子”？因为在梁文道看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浙一带“丰厚蕴藉”的“文脉”“毕竟是断了”，已然不会“自然衍生出木心这样的作家”，所以他认为“从今日大陆(所谓的中州正统)，一直往回看到‘五四’，恐怕也找不到类似的写作”。可是，“虽说是局外人，但又让人奇诡地熟悉，仿佛暌违多年的故人。”

　　梁文道这段充满曲曲折折意味的话语，实在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读者想表达而表达不清的困惑与疑问。因为，阅读木心，对习惯于以流行的或主流的文学观念评判阅读对象的读者来说，的确具有相当大的难度，难怪有不少论者谈到他们最初接触木心作品时感觉“读不下去”或“读不懂”。对此，梁文道作出的上述“猜想”和判断，或者意在招引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木心“自成一宗的‘别子’”血统上来吧？

　　梁文道的基本判断给人留下“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印象：因为在他看来，木心似乎既独立于“五四”写作传统之外，却又不曾中断于中断了的三四十年江浙文脉，甚至更不曾中断于“老中国”的“传统正朔”，虽然另一方面木心又“非常西化，非常前卫”。我们暂且不讨论木心与“五四”写作传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浙文脉以及“老中国传统正朔”的关系，我们只从木心置身大半生的中国当代文坛着眼，来看看其“局外人”之身份、写作特征。

　　木心生于1927年，1947年战后才刚满二十周岁，从一般个体成长意义上说，他的未来尚未开始而即将开始。如他早熟，那么在这前后就该崭露头角；如他后熟，亦可于十年后的1957年前后放出光芒。查一部现代文学词典，生于1927年而后成名的文学家约有十几位，较知名的如诗人公刘、罗洛、雁翼，学者李希凡、敏泽，小说家高玉宝，长他一岁的知名诗人则有李瑛、张志民，小说家梁羽生，小他一岁的又有诗人余光中、罗门、洛夫、蓉子、顾工，小说家李准、陆文夫、宗璞、高晓声、鲁彦周，这些人中，1949年前出道的只有张志民、李瑛少数几人，多数都是上世纪50年代渐成气候。而木心在这两个阶段是怎样的呢？

　　读《战后嘉年华》，可知1947年前后的木心，虽有杭州举办个人画展的经历，总体上也还处在求学阶段，1949年以后的整个五十年代，则因时代转换而籍籍无名于时代风气之外，1956年甚至有了首度牢狱之灾，此后一而再、再而三入狱或隔离审查，由此可知他即便是能画能写，亦不可有公刘、罗洛、宗璞那样昙花一现式的幸运，更不可能如余光中、罗门、洛夫那样恣意于现代诗的自由实验，他在莫干山写下的几篇关于哈姆莱特、伊卡洛斯、奥菲司的论文也就只好随西风而俱去了。

　　如此说来，他不属于四十年代，亦不属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因为他不同于上述任何人。不过这是就公开层面的文学写作而言，换个角度，比如潜在写作的角度，木心倒是与“文革”时期另类文学艺术产生了关联，因为1967年以后的狱中和隔离生活，使他留下了一部《狱中笔记》(65万言的ThePrisonNotes)和三十三幅水墨画作，他甚至有过在那个时期创作两部巨构《巴比伦语言学》和《瓷国回忆录》的宏大计划。由这个角度，视木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者”，名至实归。

　　上世纪80年代，木心到美国，先是绘画得到认可，随后散文作品在台湾引发“木心热”，用木心自己的话说，这是“我的成名期”(《海峡传声》)。从1986年的《散文一集》，到九十年代末，台湾已出版了木心大部分文学作品。进入21世纪，木心开始堂而皇之地重返大陆，从作品到他的人，终于在他生于斯、长于斯、受难于斯而又逝于斯的地方掀起了一轮虽曰“小众”而颇有深致的文学阅读风暴。那么，可不可以将木心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另一类“归来者”呢？

　　似乎是，又似乎非。从四十年代木心开始发表美术、文学作品而在1949年后因政治原因陷入沉寂角度看，似乎是；从他1949年后直到20世纪结束始终未在大陆文坛露面角度看，却又似乎不是，即使从他八十年代在海外发表作品的题材、格调看，也不与任何大陆血统的“归来者”相同。就如最早在海外发表其作品的《美洲华侨日报》编辑王瑜所言：“他和大陆那时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后来一窝蜂的魔幻加重回乡土的现实主义文学都不相干……”(王瑜《木心印象》，《温故·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2月，第13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木心仿佛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局外人”。

　　可是，他真的是一个与20世纪中国文学无涉的“局外人”吗？他果然不是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归来者”吗？

　　也许，这一切追问，都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的考察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