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布局改革的内容之一。

　　在浙江桐乡，一场以“三治合一”为手段，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正在由点到面轰轰烈烈铺展开来。

　　所谓“三治”是指德治、法治、自治。在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的决策架构里，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自治是目标。三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依托，必须协同推进。卢跃东说，在市场经济时代，法治与德治型构了生活秩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法治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道德的基础。同样，道德价值的凸显离不开法治精神的张扬。自治就是通过党委政府主导下的治理社会化，让老百姓在常态下按照法治与德治型构的日常规范进行自我管理，融合团结社会成员，达成社会认同。

　　浙江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认为，桐乡市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探索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创新，值得关注。

　　那么，桐乡的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全国2000多个县域带来可复制、有价值沉淀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下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带来制度变革的探索意义呢？近日，记者走进桐乡“三治合一”的首个试点镇——高桥镇，从镇、村、村民和企业等各个层面寻求这场变革的现实答卷。

　　开门让百姓参政议政，变“知民”为“民知”，使政府决策与民意对接，凝聚共识与合力

　　相较于GDP的增幅，身边的小事更能成为老百姓对政府的评价依据。一个桐斜路南段拓宽工程，让许多高桥人对本届党委、政府竖起了大拇指。

　　贯穿高桥南北的桐斜路，在高桥镇区段被卡了“脖子”，变得窄小拥挤。多年来，镇党委、政府一直想拓宽桐斜路南段，无奈被征迁的个别居民要价过高，此事就此搁浅。今年，拓宽工程再次被党委、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摸底中，有4户居民表达了店面安置的强烈意愿。这大大超出了现有的征迁政策，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对其他老百姓不公平；如果不满足，征迁又将再次陷入僵局。怎么办？

　　高桥镇有一支百姓参政团。任何镇级层面的重大活动，都提交他们进行充分讨论。团员由两部分组成：固定的和非固定的，双方各为10至12人。固定成员要求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比如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代表等；非固定成员主要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给他们充分的利益表达权。

　　高桥镇党委、政府把桐斜路的拓宽工程先交由百姓参政团讨论。这条路要不要拓宽？如何拓宽？怎样的安置政策是合理的？会上，坚持要求店面安置的一两户居民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主流声音湮没了杂音，正面的力量得以彰显，小部分人的利益诉求服从了对大部分人的公平。

　　“自从高铁开通后，高桥从原来区位优势最差的乡镇变为相对较好的乡镇，全镇迎来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期。在大变动的时代，有的人有点茫然，有点迷失。如何让老百姓理解接受党委政府的决策，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变被动配合为主动推动，这是我们镇党委政府琢磨最深的问题。”在高桥镇党委书记蔡立新眼里，伴随着区位优势的变化，高桥在谋求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未雨绸缪谋划社会管理的转型。只有通过社会管理的转型，让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才能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环境保障。

　　高桥的百姓参政团，既是公共事务公开的渠道，也是镇党委、政府规范自身权力运行，“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计于民”的探索和实践。

　　“老百姓有的建议合情合理，是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人想不到的。”高桥镇党委副书记、高新区主任沈建良说，桐斜线改造中，有的村民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按原来的设计方案，老百姓承包田里的水利灌溉既进不来也出不去，要求及时更改，“还好纠正及时，否则一场灌溉不畅引起的纠纷在所难免。老百姓的参与，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避免了因决策失误或者沟通不充分而衍生各类社会问题和矛盾。”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沟通而理解，因为理解而尊重，因为尊重而认同配合。高桥打开决策大门让老百姓参政议政，把政府决策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平台，既是一个基层政权对法治的诠释，也是让政府决策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和理解的有效手段。它拉近了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使发展共识多了、工作阻力小了。

　　把是非曲直交公众评判，变“治民”为“民治”，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抑恶扬善树标杆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管理。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改革新时代，乡村社会的传统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中进一步解体，村庄新的形态重组，城市文明观念与乡村传统观念冲突交融，该如何建构新的治理秩序？

　　“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离不开老百姓的自律。我们从前些年的大文化建设中得到启示，通过树立身边的道德标杆，修民德、正民风、聚民心。”蔡立新说，连续五年，高桥镇以“慈孝”为主题开展文化建设，力求通过身边一个个父慈子孝的先进人物事迹感染人、鞭策人，构筑起全镇人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高地。

　　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法律法规管不到、村规民约管不好的不良现象，事不大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高桥镇在村级层面成立了道德评判团，把事情的对与错交由公众舆论评判，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经你们这么一说，我真是羞愧难当！政府修筑圩堤是为了村民好，如果我再不同意，全村人都得戳我们全家的脊梁骨！”11月4日，高桥镇越丰村，一场设在居民家中的道德评判会，让原本纠结于青苗补偿费过低不同意征地的两户农户解开了思想疙瘩。

　　在桐乡市启动的“三治合一”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以民间舆论作用于法律层面之外的道德引领，起到了抑恶扬善、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小区楼房的房前屋后和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毁绿种菜、绿化带内乱晾晒……在道德评判团的评判下，一些本已司空见惯的陋习得到自觉修正。

　　当然，道德评判成功的关键，还在于评判团成员的公正与威望。遍布高桥每个村的道德评判团成员纳入了社会贤达，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口碑良好的企业家等。他们在评判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基于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了解，综合考虑社会因素、人情世故和习惯等进行说情说理，总是让人心服口服。

　　据介绍，桐乡在高桥实验的基础上，从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入手，在全市层面着手探索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机制，以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

　　“我们的理解是，社会管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管理社会。社会肯定有需要管控的内容，但是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应该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我管理，让社会自身运转起来。而让社会运转起来，不是政府或社会单方面的事情，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有效对接贯通、良性互动的过程。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身边不和谐的事就是其中的一项探索。”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惠玲说。

　　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变“管民”为“便民”，让村里大情小事有人帮，有求必应心气顺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当越来越多的人聚焦在如何减少矛盾发生的时候，桐乡的决策层希望跳出矛盾看矛盾，以发乎于心的道德力量让人们不断修身养己，让社会充满爱。

　　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这是桐乡高桥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的手段之一。高桥镇领导认为，服务传递温暖，温暖孕育和谐。

　　在高桥镇，每家每户都收到了村里发放的一张名叫“百事服务联系网”的卡片，上面印有治安安全、法律咨询、水电安装、电脑维修、婚庆礼仪摄影、殡葬用车等近30种服务项目的电话号码。

　　11月5日，迎丰村村民张汉章在去桐乡的半路上汽车抛锚了。“我按卡上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师傅很快就来修了，这实在太方便了。”他说，以前碰到问题都要去村里问熟人，处理一件事总要来回折腾好几次，现在有了这张卡就简单了。

　　卡片张扬着政府为民服务的诚恳态度。卡片的背后活跃着一个由村民组成的“百事服务团”，它分成两大块：一块是红色义工服务队，由村里的党员带领村民为村里的贫困户、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另一块是以便民利民为轴心的专业性服务，适当收取劳务报酬，相当于96345的村级版。

　　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介绍：“其实看似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却是一个棘手问题，有了这个‘百事服务团’，村民一个电话就能第一时间得到帮助。老百姓对村里的向心力更强了，对村干部也更贴心了。”

　　张汉章说：“以前村干部与我们村民的关系好像就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干部靠权力征服民心。现在更多的是以服务赢得民心，老百姓倒反而更服帖了，配合村里做事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郁建兴曾经多次到桐乡调研“三治”。他认为，从诸暨枫桥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桐乡高桥的“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呈现着社会管理理念演变的轨迹。“枫桥经验”提出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体现了地方官员的积极作为，体现了社会管理下沉的理念，值得肯定。但是问题在于，目前村镇中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并不完全是村镇自身引发的，在村镇层面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由此，“不出村”、“不出镇”、“不上交”就有可能演化为基层“捂盖子”，而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取向。桐乡高桥的“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可能仍然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但是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思路，那就是，从社会管控转向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中，减少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需要社会成员的参与。“一起干”、“有人判”、“有人帮”体现了一种邻里守望、民众自决、社会自治的愿景。这样的社会管理，不仅政府的成本降低，而且更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