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丰子恺的漫画中认识了他的子女。因赤膊而害臊的阿宝、给椅子穿鞋、扮家家、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的孩子们，都占据过父亲的画纸。而今，他们或已作古，或已华发丛生。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如今已年过八旬。记者日前来到她家探访时，老人正捧着一杯菊花茶与来自家乡桐乡的友人谈天。一边翻看《护生画集》，一边依循丰一吟的叙述寻觅，画家柔韧、洒脱、倔强而丰厚的灵性更为清晰。

　　1937年，丰子恺带着妻子与六个儿女离开家乡逃难时，忽然发现银行的钱一时无法兑换，而手头竟然没有足够的现金支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对钱财的概念极为淡泊。常常是一手进、一手出。”丰一吟的记忆中留存着很多关于父亲不染世俗之气的记忆。逃难之初无钱可用的窘迫，依靠几个子女拿出父亲以往给的零用钱才得以摆脱。到了兰溪，友人曹聚仁为丰子恺想办法，让他印了名片，再将名片拿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看见名片这才让丰子恺取出存款。

　　丰一吟对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钱多了放在口袋里会哇哇叫的。这就是招人拿出来用。”

　　1947年到1948年两年间，丰子恺居住在杭州孤山对面。他两次在杭州举办画展，都遇到了窃贼偷盗画作。为丰子恺举办画展的人十分过意不去，就要将这些画买下来，并寻找窃贼。丰子恺却说：“他喜欢我的画才会前来偷盗。”于是，他写了一篇《告窃画者》，文中希望窃贼将画送回，由自己题写上款后再行赠送。

　　位于陕西南路新乐路口的丰子恺沪上旧居中，如今仍摆放着他用过的一张桌子，一个抽屉里摆放着的都是与老先生素不相识的人寄来的求画信。“这些信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但开头的自我介绍统一是"我是一个"，比如，我是一个工人、我是一个编辑，等等。父亲见有人求画总是很快地画好，给别人邮寄回去。”这些解放以后诸多写信求画者，被丰子恺的子女们统称为“我是一个”。

　　丰一吟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对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工具运用自如。她的卧室里留存着六抽屉的卡片，标注着关于丰子恺的各类资料，一丝不乱。而一旁的电脑显示屏上，则是她撰写的有关丰子恺的文字。她说自己现在最想回到老家桐乡，因为在那里可以听到纯正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