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仲华出生在桐乡,小学是在桐乡读的书,中学在嘉兴一中就读,大学时代则在杭州之江大学度过。尽管中学和大学是在外地上的学,但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到桐乡自己家中。因此可以说,父亲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桐乡度过的。
也许是受家乡桐乡纯朴的民风熏陶,父亲自小养成了勤奋好学、热爱祖国的性格。成年后步入社会,父亲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救亡时期,他辗转武汉、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克服恶劣的环境,苦心经营着各种革命刊物,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3年年底,日军的侵略魔爪紧逼桂林,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热血沸腾。一天晚上,在桂林市中心的独秀峰下举行了一次报告战事的演讲会,我跟着大人们去听讲,整个会场是人山人海。报告会开始了,作报告的人正是我的父亲,他那带有浓重桐乡口音的声音飘扬在会场上空,他的演讲也大大激发了人们抗日的斗志。
我的祖父是一名小学教员,祖上清贫的家境也使我父亲有着俭朴的生活习惯。当时他读的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多数同学是西服革履,而我父亲穿戴的却是布衣布鞋,那布鞋是我祖母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许多年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谈起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祖母做的布鞋总是很窄很紧的,走起路来脚趾挤得很痛,没穿多久,鞋头很快就顶破了,等到下一双新做的布鞋,还是那么紧而窄……”
当年父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时,生活依然和以往一样俭朴,每月的工资除了留出一部分作为家庭日常开销外,偶尔让秘书给自己买点烟丝等,余下的钱全部购买新出版的书籍。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他主动把布票、肉票上交。每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按规定可以报销服装费,但他很少添置服装。有一次他特地找出一件旧西装改成中山装,唯一的一件羊毛衫也是补了穿,穿了又补。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来不纵容溺爱。平时他要求我们多读书,多学习。我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面临工作分配时,他一再要求我们要听从组织安排,不搞特殊化,所以我们三兄妹都远离家乡,分别在广西、北京、湖南工作,没有一人留在父亲身边。子女们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他无论工作多忙,经常给我们写信勉励,并寄来各种书籍、学习材料和照片。
父亲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对朋友非常热情,每当别人有什么需要帮助,他总是尽力相助。在他办各种刊物时,为了解决同事的生活困难,经常让他的助手住到我们家里。新闻记者蔡平写的《金仲华百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那场‘大鸣大放’运动,《新闻日报》编辑部举行座谈会,我也被邀请参加。我见是金公主持座谈,在发言之先,我写一纸条递上去:‘金公,我想发言可否?’他看了纸条后向我摇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没有发言。”正是由于这次没有发言,这位记者后来避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还有一次,那是在1947年,阳翰笙同志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追捕,迫不得已,他半夜里翻墙逃到我家,也是我父亲帮助他脱了险。然而,当有的亲戚来说情,想让他为毕业分配工作帮忙时,却被父亲坚决拒绝了。
1965年的一天,身为副市长的父亲去上海郊区参加社教“四清”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杂粮和已经发了芽的土豆,秘书担心食物不卫生,便劝阻他不要吃,可父亲说:“老百姓能吃的,我也能吃,我们可不能搞特殊化啊。”就这样,父亲毫无顾忌地与农民一道吃着那些看起来并不卫生的饭菜。
这就是我的父亲金仲华,一个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克己奉公又坚持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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