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笔者从事农村教育已有三十五年。追忆杏坛往事，不禁感慨万分，其中难以忘怀的便有早年“招流生”的经历。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优先发展、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尊师重教的和煦春风吹遍城镇乡村。然而，一些农家孩子不愿上学或中途辍学的情况依然比较普遍，其中女孩子尤甚。

　　记得那时开学前后一段时间，农村教师工作的重头戏便是白天黑夜地走村串户、田间地头地到处家访。暑假末，教师往往提前一个多星期就要返校报到，工作内容除了精心备课和政治学习，就是分头家访。这第一波家访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打印好的《开学通知书》逐一送到学生家里，要是学生家不巧无人，便慎重地拜托邻居或村人，再三嘱咐，务必交到学生家长手中；二是对有“流生”苗头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耐心细致地“洗脑”，确保在编学生按时到校注册。

　　开学当天，班主任最关心的就是本班学生的报到率。运气好一点的班级少一两个，部分班级可能会少十多个。如果看到座位上稀稀拉拉，那班主任的心就骤然紧绷起来了。开学第一天不来的，十有八九就“有问题”了。当天上午或中午，学校会召开已成惯例的“开学情况分析会”。下午，则以班级或自然村为单位，确定一名小组负责人，立即进行“有的放矢”的第二波家访。此后的一个星期甚至半个多月内，“招流生”成了农村教师的头等大事。

　　为防止学生流失，开学之初，校长会每天早晨亲自到各班检查报校情况，了解学生缺席的原因，督促班主任千方百计动员没到校的学生及时返校。校领导身先士卒，针对问题突出的班级或自然村，带领“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攻坚”。因为，“流生”有个特点：一群“流生”中，或者一个村子里，要是其中一个返校了，其余的往往不请自来。教师们做动员工作时，也会把此当作突破口：“你看，某某学生昨天去了，你也应该快点去学校了。”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组织与某个“流生”关系密切或是有亲戚关系的学生，进行同龄人之间的“帮教”引导。

　　傍晚时间，一般学生和家长都在家里，三对六面，做工作易见效。一些学生则耍小滑头，当面满口答应，事后照样不来，打“拖拉战”或“拉锯战”。所谓拉锯战，就是报到后，上学几次，在家几天，如此循环往复，这最让老师们伤透脑筋，给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造成不小的影响。

　　一般，开学过了个把星期，上一级的领导会专程下来检查学校开学工作，重点便是招生情况。看看单靠老师们的力量起色不大，上级领导会亲自跟大队或村上负责人协商，以行政命令的口气敦促家长让子女及时到校。家里若有人在乡村企业上班的，给其单位领导传话，要是子女再不上学，可能会辞退其工作；家庭困难的，适当减免些学杂费，既体现了政府对困难学生的关怀，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校方的招生压力。

　　某家去得多了，学生会掐准了时间溜走，使老师们上门见不到人。有的甚至与家长合伙骗老师，玩“躲猫猫”或“空城计”的游戏。更使人尴尬的是，少数家长一见老师脸色即变，露出不欢迎的态度，不要说给口水喝、递支烟抽，就是站了半天也会不给让座的。老师磨破嘴皮，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家长不是礼节性的勉强应对，就是示意要干活了，下“逐客令”，教人进退两难，尴尬无比。

　　除了开学前后，中途以及学期结束阶段，“招流生”始终是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一桩心事。那时，大部分教师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遇到烈日寒冬、刮风下雨，教师们行走在或烈日炎炎，或泥泞不堪，或冰天雪地的乡间小路，其间还要遭受冷嘲热讽，不被理解，简直是苦不堪言。

　　在笔者看来，当年造成“流生”的原因，除了部分学生确实不愿读书、家庭经济困难之外，与外部因素也息息相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企业规模迅猛发展，“早点赚钱”、追求物质利益的想法普遍存在，加上中高考上线的比例远不如现在，所以，一旦小学毕业，一部分学生自然把目光投向社会，给学校教育带来不小的冲击。

　　时下，以法律形式确立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实施多年，农村中的绝大部分学生已经能保证读完九年。尽管也有极个别学生由于种种原因辍学在家，但“招流生”已不再是农村教师的重要工作，教师们可以集中精力教书育人。这一巨大转变，凸显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是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