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金仲华故居，瞻仰金仲华先生，在众多图片中有一张“1962年金仲华和王致中(桐乡人)一起去新安江，回来途经桐乡。这是他三十年代以后唯一一次回桐乡。”的图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时也在我的脑海中牵扯出许多问号：王致中是不是桐乡人？王致中与桐乡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带着问号询问了几个知情人，终于使以上两个问题迎刃而解。

　　王致中(1909--1993)原名陆德贵，曾用名陆锦恒，大约于1935年在南京军人监狱中，王致中生了一场大病(伤寒症)，差点死掉，全靠一位王姓狱医妙手回春，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过不多久这位王姓狱医因病亡故，王致中为了纪念这位救命恩人----王姓狱医，出狱后改名为王致中。王致中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黄田畈石鼓岭下，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给一位马姓竹匠师傅，生有一女名叫马素珍(抗战时嫁给桐乡教化桥东堍朝北棺材店沈姓老板，解放后马素珍为梧桐木器社漆匠)。其后父因在东阳生计艰难，故经人介绍举家搬迁到桐乡县梧桐镇南门外丁字街，向周姓二毛头租借一座店面房，开了一爿竹匠店。王致中五、六岁时与胞兄陆双贵一起随母来到桐乡，其胞兄陆双贵经人介绍，去一爿竹匠店做学徒。王致中七岁时，到南门直街(现在的永宁街)栈房弄内的王家祠堂入私塾，13岁辍学当学徒。

　　青年时代，王致中在桐乡以坐茶馆店吃茶为名，物色一些进步工人，组织竹匠工会，任常务委员，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在此期间王致中还经常穿梭于东阳、杭州等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接受中共地下党交办的各项革命任务。由于王致中革命立场坚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成绩出色，遂于1928年9月，在东阳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同年王致中在桐乡广泛物色、吸收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了共青团桐乡特别支部，王致中任共青团桐乡特支书记及中共交通员。这段历史，由于其胞兄陆双贵(桐乡县梧桐竹器社工人)不知其弟王致中所进行的地下革命活动的内情，所以在文革时接受上海市有关专案组调查时，将其弟王致中说成“懒汉，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着长衫(在旧社会手艺人是不能着长衫的)坐茶馆，常去东阳、杭州等地白相，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王致中在桐乡不长的日子里，利用他家的有利环境(他家座南朝北，前面是临街店面，中间是厢房，后面是半间厅，最后面是一个竹园，后门直通张家坟。)，经常在他家召集一些进步青年，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传授进行地下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方法。那时，王致中的异父同母妹妹马素珍已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从小聪明伶俐，相当乖巧，她对其兄王致中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知道王致中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就在1929年4月间的一天上午十点多钟，马素珍正在灶头间烧饭，突然从三角街方向传来连续不断的狗叫声，她急忙跑到店门口，往西一望，有七、八个警察拿着枪急匆匆地朝她家走来。那时聪明的马素珍面对这一非常情况，预感到她哥王致中要出事体了，她灵机一动，马上跑到王致中的房间里，把桌子上、抽屉里、枕头边所有的书籍、信件和证件等，往她的围裙里一装，飞快地跑到灶头间，把这些东西往灶肚里一放，好得东西不多，不一会儿就烧光了。隔不多久，那七、八个警察杀气腾腾地闯进马家，直奔王致中及其父母的房间，把所有的箱子、柜子、衣橱和抽屉里的东西乱翻一通，结果是一无所获。最后把正在做生活的王致中抓走了(被东阳一个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獄)，其罪名为“共党嫌疑”。中共桐乡地下党得此消息后立即派人与王致中家人联系，商讨营救方案。经多方打听，得知当时桐乡县的马县长和王致中的后父是同乡，又是自族，论辈份王致中的后父还是马县长的堂份叔伯。于是，中共桐乡地下党利用这层关系，由王致中的后父出面，去马县长家疏通关系，并将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王致中是“共党嫌疑”的情况告知于马县长。同乡、族群意识浓重的马县长满口答应：“暂时保住王致中的性命”。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桐乡县党部书记车同轮秉承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旨意，执意要将王致中就地枪击，而马县长坚持认为王致中的“共党嫌疑”证据不足，车、马二人的意见相持不下，最后由浙江省政府决定将王致中收押于杭州陆军监獄，暂时保住了王致中的性命。翌年五月王致中的妹妹马素珍突然接到通知，让她去杭州陆军监狱探望其兄王致中，与她一起探监的还有一位四川口音浓重，头戴面盆帽，身穿长衫，戴一付墨镜的年轻商人。(解放后不久，马素珍到上海王致中家里作客，陈毅市长碰巧也在他家，陈毅市长操着四川口音对马素珍笑着说：“你还记得么？和你一起到杭州监狱探望你哥的那个商人，就是我呀！”)。

　　王致中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苏州和南京军人监狱，监禁八年余。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定，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狱中中共特别支部委员。1937年8月营救出狱，11月随钱瑛同志去延安学习，任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党的建设代表。次年5月奉命赴武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工人部干事、武汉汉阳区委书记、宜昌中心县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1月，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同年10月负责川康地区党的工作。次年6月川康特委成立，任特委书记，在国统区开展地下斗争，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1946年6月，调中共南方局组织部任组织特派员，联系中共南京、上海、武汉等组织的工作。翌年3月，派往上海，任中共上海店职员委员会委员，主要领导上海电讯局、国际电台、江海关的对敌斗争，领导江海关和上海电信部门职工开展护关、护局、护台斗争，为迎接上海解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同年9月，任中共徐汇区委书记。1950年6—11月，任中共长宁区委书记。1950年11月至1953年3月，任中共黄浦区委书记。1953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1956年7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续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1964年9月至1983年4月，任上海市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曾兼任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届秘书长和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1966年文革期间被打成刘少奇白区斗争的“黑爪牙”，1976年3月至1978年4月，任中共卢湾区委书记。解放多年后，王致中思乡心切，一直渴望着能去他的第二故乡——桐乡，追寻童年的旧梦，看看家乡新的变化，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未能成行。1962年秋天，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同志约他一起去新安江水电站视察，王致中欣然接受，回沪时途经桐乡，在桐乡逗留了两天时间，特地视察了他俩儿时唯一好玩的地方——南司公园，看看靠砖头墩支撑、只剩一张皮的千年梧桐树。金仲华和王致中在视察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脸上不时绽放出儿时天真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他俩的童年时代。短暂而宝贵的两天故乡之行，终于实现了王致中同志梦寐以求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