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仲华出生在桐乡，小学是在桐乡读的书，中学在嘉兴一中就读，大学时代则在杭州之江大学度过。尽管中学和大学是在外地上的学，但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到桐乡自己家中。因此可以说，父亲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桐乡度过的。

　　也许是受家乡桐乡纯朴的民风熏陶，父亲自小养成了勤奋好学、热爱祖国的性格。成年后步入社会，父亲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救亡时期，他辗转武汉、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克服恶劣的环境，苦心经营着各种革命刊物，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3年年底，日军的侵略魔爪紧逼桂林，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热血沸腾。一天晚上，在桂林市中心的独秀峰下举行了一次报告战事的演讲会，我跟着大人们去听讲，整个会场是人山人海。报告会开始了，作报告的人正是我的父亲，他那带有浓重桐乡口音的声音飘扬在会场上空，他的演讲也大大激发了人们抗日的斗志。

　　我的祖父是一名小学教员，祖上清贫的家境也使我父亲有着俭朴的生活习惯。当时他读的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多数同学是西服革履，而我父亲穿戴的却是布衣布鞋，那布鞋是我祖母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许多年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谈起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祖母做的布鞋总是很窄很紧的，走起路来脚趾挤得很痛，没穿多久，鞋头很快就顶破了，等到下一双新做的布鞋，还是那么紧而窄……”

　　当年父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时，生活依然和以往一样俭朴，每月的工资除了留出一部分作为家庭日常开销外，偶尔让秘书给自己买点烟丝等，余下的钱全部购买新出版的书籍。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他主动把布票、肉票上交。每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按规定可以报销服装费，但他很少添置服装。有一次他特地找出一件旧西装改成中山装，唯一的一件羊毛衫也是补了穿，穿了又补。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来不纵容溺爱。平时他要求我们多读书，多学习。我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面临工作分配时，他一再要求我们要听从组织安排，不搞特殊化，所以我们三兄妹都远离家乡，分别在广西、北京、湖南工作，没有一人留在父亲身边。子女们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他无论工作多忙，经常给我们写信勉励，并寄来各种书籍、学习材料和照片。

　　父亲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对朋友非常热情，每当别人有什么需要帮助，他总是尽力相助。在他办各种刊物时，为了解决同事的生活困难，经常让他的助手住到我们家里。新闻记者蔡平写的《金仲华百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那场‘大鸣大放’运动，《新闻日报》编辑部举行座谈会，我也被邀请参加。我见是金公主持座谈，在发言之先，我写一纸条递上去：‘金公，我想发言可否？’他看了纸条后向我摇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没有发言。”正是由于这次没有发言，这位记者后来避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还有一次，那是在1947年，阳翰笙同志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追捕，迫不得已，他半夜里翻墙逃到我家，也是我父亲帮助他脱了险。然而，当有的亲戚来说情，想让他为毕业分配工作帮忙时，却被父亲坚决拒绝了。

　　1965年的一天，身为副市长的父亲去上海郊区参加社教“四清”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杂粮和已经发了芽的土豆，秘书担心食物不卫生，便劝阻他不要吃，可父亲说：“老百姓能吃的，我也能吃，我们可不能搞特殊化啊。”就这样，父亲毫无顾忌地与农民一道吃着那些看起来并不卫生的饭菜。

　　这就是我的父亲金仲华，一个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克己奉公又坚持原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