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20国道旁，被树叶掩盖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若隐若现，轻轻拨开，一个箭头，指向凤鸣街道红旗村。

　　三五成群的房屋，逼仄平坦的村路，蜿蜒曲折的河流，红旗村，总算满足了对村的那一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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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看过，听过，村民自发栽种的树林，成了“天然氧吧”；藏在角落的苏式建筑群，成了稀罕事物；直立的毛主席语录碑，成了史实镜子……村里的点点滴滴入了眼，入了耳，也入了心。

　　不知不觉，天色垂暮，炊烟袅袅，几多幽谧，几多娴静。临了，竟有些挪不动步，私心想着，若能住在这里就好了。

　　“天然氧吧”里的静谧

　　村，总是挂着一抹绿，红旗村亦不例外。从进村的村口小道开始，绿色触目可及。越往里，绿意愈浓。“花了30多年才养成的绿。”这是该村村主任蒋卫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因为在未喊响“森林桐乡”的口号前，村民便种起了树，特别在曹将门小组，还形成了一片近400亩的森林，外头人喜欢“摩登”地称它为“天然氧吧”。

　　事实上，中间有一段小插曲，曹将门小组的村民种树种出了名气，曾经，在还有“灵安镇”的年代，此地出了镇上的第一个万元户。蒋卫民坦言，现在这户人家已今非昔比了。

　　言归正传，复得返自然，擦肩而过难免会略带可惜，花上10来分钟，去“天然氧吧”，哪怕是养养眼，吸一口清净空气也好！

　　由于是50多户农户自发栽种，各自“圈地”，少了“前瞻性”的规划，忘了留条“出路”，所以，进入森林的路走起来有点吃力，这时，蒋卫民寄希望于未来的旅游开发了。

　　可眼下，唯有凭借本能的方向感前行。踩过一片杂草，跨过一道沟渠，爬过一段土坡，沿路的树密密麻麻，高的，矮的，粗的，细的，各具形色。

　　有些伸长着枝条勾住你的衣裤，有些变幻了颜色吸引你的眼球，又有些脱落了树叶等待你的怜惜。

　　不同的姿态代表不同的树种。榉树、银杏树、香樟树、皂角树……这里共有五六十种树木，要论它是一个植物科普园也不为过。

　　“只是难行、隐蔽，平日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蒋卫民摇头说道，其实，里头别有洞天。

　　忽然，一阵厚重的鸣笛拉响，是轮船经过的声音。循声而去，即是蒋卫民口中的那一个幽深、静谧的“仙境”，旁边，恰好是长三河，环绕而流。

　　“仙境”的树比外头的树长得更好，在一片落叶地上，树木参天而上，树干自由招展，树叶绿得深沉，且茂密得像一把保护伞，阳光只能见缝而入，若是遇上有风，风吹得叶子摇摆不定，沙沙作响，听上去犹似一首未经编曲的歌。

　　不要“辜负”大自然的美意，闭上眼睛，深呼吸，给肺“洗个澡”，给心“放个假”吧！

　　村子里的“洋气”

　　庄稼、人家、鸡鸣、鸭叫……拼凑在一起，串联在一起，便成了人们印象中最常见的乡村摸样。

　　乡村，原该如此。然而，红旗村偏偏有些“个性”，从传统的骨子里流露出了些许“洋气”。

　　在该村新屋里村民组，有一片建筑群，前后共有4排，和一般的乡村民宅不同，少了几分婉约，倒多了几分洋气。

　　老砖厚墙、黛瓦烟囱、方柱木窗、带地下室……与众不同的点、线、面，有了一种错觉，仿佛把人带到了另一个国度。听当地村民讲，这些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属于苏式建筑。

　　呵！难怪了！

　　不过，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风霜雪雨，时代变迁，年久失修，如今，这片苏式建筑群除了依然可见的格局和神韵，大多已破败不堪。

　　墙外的粉刷层剥落了大半，露出了青砖；屋顶的瓦片碎裂了许多，漏进了光线；门窗的玻璃缺失了几块，渗入了寒意；墙边的角落堆满了杂物，滋生了脏乱……

　　幸好，有一栋房子还算完好，门前有条狗，大门敞开着，应该是住人的。原本，记者想要走进一观，门外喊了几声，没有应答。

　　正在徘徊之际，一位年轻人经过，顺口说了声：“住的人去桐乡了，还没回来。”“为何出门不关门？”

　　年轻人笑称，那么破的房子，没什么值钱东西好偷的。

　　貌似有几分道理。于是，止步门前，另一个关于“为何存在”的问题产生了，毕竟，这片建筑群放在城里会更“顺眼”些。“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像‘铁哥们’，所以，在成立地方国营蚕桑场时，就照着苏联建筑的模样建了。”蒋卫民说，后面的历史就一波三折了。

　　1965年，发生政治变动，蚕桑场被迫关闭。后来，由于地方病防治需要，又见房屋闲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等4家医院在此设立临时医院。

　　忙碌了一段时期，临时医院撤离后，村里将其收归集体所有，继续用作制种养蚕。直到90年代中期，村里按照已划分的村民小组，一幢房子对应一个村民小组，让农户轮流养蚕。

　　然而，由新变旧，由好变坏，渐渐地，一些房子出现坍塌，农户便离开了，这里又一次冷清了。

　　见房子空着可惜，大约10年前，来了一位温州永嘉人，村里就把部分房子租给他弹棉花。估摸着就是人不在却留门的那家。“有他在，还能帮忙看着点。实话讲，老底子留下的房子，舍不得拆，而且在桐乡蛮罕见的。”蒋卫民脸上浮现了留恋的表情。

　　一块石碑代表一个年代

　　红旗村，名字里带着一张“时代标签”，发生着与时代相符的故事。“要说这个故事，就得先去看一样东西。”蒋卫民带领记者来到了一座石碑前，这座石碑挨着苏式建筑。

　　走近，驻足，细瞧，只见碑面第一行镌刻着“毛主席诗词”五个大字，紧跟着的便是诗的题目和内容，均采用阳刻手法，字体铿锵有力，字迹工整清秀。

　　虽说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但是石碑保存完好。在2010年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时，又加了边边角角，当作保护。“这首《送瘟神》是毛主席所作，详细记录了当年血吸虫病泛滥的情况。现在一些村民还会背诵。”蒋卫民说，“老底子，村民喝的、用的都是河水，还要下田劳作，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多得不得了。”

　　听老一辈人回忆，解放初期，疫情波及甚广，因为气候条件好，土壤肥沃，降雨量多，适合钉螺生存，所以浙江省的患病人数位居全国第三。其中较为严重的流行区，患病者相继死亡，人烟稀少，十室九空，田园荒芜，造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而毛主席的诗词正好应证了这一点。

　　蒋卫民告诉记者，当年，他还小，在他印象中，红旗村也是疫情肆虐，村民苦不堪言。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熬了很久，才赶走了这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瘟神”。

　　血吸虫已然彻底退出了村民的生活圈。可是，当初医疗水平有限，血吸虫病是无法根治的，患过病，存活下来的老人至今饱受着后遗症的困扰，他们的肝脏比一般人要大，并时常伴有肝区压痛等症状，病痛的折磨，给老人原本安乐的晚年生活平添了苦楚。

　　历史无法改变，接受，是对《送瘟神》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