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1978年间，范雪森曾在荡田里生产队（现梧桐街道梧桐村）蹲点。

　　3年时间，他带领生产队全体村民打了一个个漂亮的翻身仗，经济收入从当初全公社倒数第一，上升为全公社数一数二的；

　　3年时间，他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感情，淳朴的村民视他为再生父母；

　　之后的30多年，他时时惦记着这片土地，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几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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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记者走进范雪森当年蹲点的荡田里，寻找他所留下的足迹。

       蹲点时，挑了最穷的生产队

　　“说起荡田里，不但在百桃公社范围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附近几个公社也都知道，就连县里的干部也知道百桃有个荡田里。

　　荡田里出名，倒不是因为出了什么名人或有什么名胜古迹之故，而是穷出了名。”——这是范雪森上世纪70年代在工作笔记中对荡田里的描述。

　　197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当时的百桃公社共有103个生产队，荡田里是条件最差的一个。

　　在村民祖明华的记忆里，当时生产队总共50多户人家，大大小小的草棚却有70多个，很多户人家连肚子都填不饱。

　　就是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作为当时的百桃公社党委委员，范雪森在蹲点时却自告奋勇选择了荡田里。

　　虽说是公社里派下来的包队干部，但荡田里村民对范雪森的到来并不怎么欢迎。“在老范来之前，生产队里也来过几批工作组和包队干部，无非就是开开大会，讲点空话、套话，没有实质性的措施，看不出效果。所以老范下来时，村民都有点不以为然。”老支书何国生回忆道。

　　可是，这名干部却有些出乎村民的意料。

　　来的第一天，范雪森就把生产队的250多亩田地走了个遍，甚至连12只水塘都转到了。

　　一圈下来，正当村民们想不通这个干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时，一个关于荡田里生产队的发展蓝图已经在范雪森脑海里绘就。

　　第二天晚上的全体社员大会，就让不少村民“受宠若惊”。原来，之前生产队里开会是讲家庭成分的，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参加社员大会，地主富农成分的只能靠边站。

　　看来，这个干部有点不一样。

　　大会上，老范并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实打实地向大家提出了生产队新一年的发展目标——“三个8”，即要实现早稻亩产800斤、每张蚕种张产80斤、每个劳动日收入分配8角头。

　　“当时大家都笑了，就当是听故事，觉得完全是在讲空口大话。”村民何发荣说。

　　村民的怀疑并不是毫无根据。就拿生产队当时的情况来看，上一年每亩早稻只收了462斤，加上晚稻263斤，两季也只有725斤；蚕种的张产只有三四十斤；更别说去年全年每个劳动日收入只有2角8分，要升到8角，这个差距谁都看得出来。

　　但范雪森却信心满满，向全体村民表态：“只要肯吃苦，肯定能致富。”

       一个村，因一个人而改变

　　“粮食要上去，经济也要跟上去。”——这是蹲点时范雪森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在荡田里蹲点的3年，他千方百计抓粮食生产、抓经济收入，荡田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村后的第三天，范雪森背着被褥，住进了生产队一间废弃的蚕室里。换上一身破棉衣，就开始了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

　　今年66岁的何国生，当年还是30岁刚出头的壮劳力，妻子是下放的知青，家里3个孩子还小，生活压力很大。常常是辛辛苦苦做一年，到过年却成了“透支户”。看着穷得揭不开锅的家，只能叹自己命不好。

　　可是范雪森的到来，让何国生看到了希望：“老范来了没几天，就到整个生产队的农户家里都走了一圈。在我家，他不仅关心地问我们的生活，还问我对如何把生产队经济搞上去的办法。这样的干部，我觉得是来办实事的。”

　　在村里、田里走了一圈后，范雪森心里也已经有了打算。接下来，他开始大刀阔斧实施“三个8”的计划。

　　“当时包括其他生产队，整个荡田有1000多亩，却没有一条河港，地下水长年排不出去。久而久之，良田成了烂水田，粮食生产也大受影响。”何国生说。

　　正是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范雪森到了荡田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人工开挖一条河。有村民不同意，认为开挖河港是浪费土地。范雪森却说，眼前看是浪费了一点土地，但是长远来看，粮食产量提高了，还是划算的。

　　为此，范雪森积极向公社争取，把荡田东西一分为二，在中间开挖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很快就得到了支持。

　　平地上要挖出一条河来，在那个没有机械化的年代，工程量可想而知，其他生产队的村民也纷纷赶来支援。为了鼓舞士气，范雪森还自编了一段顺口溜：“抓纲治水学大寨，齐心大干三十天；保质保量保安全，全面完成荡田河。”

　　在范雪森的带领下，大家拧成一股绳，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村里开河，最忙的就是老范，跑前跑后，身先士卒，夜里还要到工地上转转。”何国生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荡田河就挖好了，还在荡田河上新建了3座桥。

　　这全长1.7公里的荡田河，改写了荡田里生产队不通河港的历史。“船只进出方便了，特别是上缴国家粮食时，原来10万斤左右的粮食要人工挑出去，现在在生产队就可以直接装船了。”何国生说，而且，受益的村还真不少。

　　河港开挖之后，范雪森又提出改造沟渠，将沟渠与荡田河贯通。稻田灌溉、排水便利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第一年，荡田里的水稻亩产量就实现了800斤。

　　荡田里田多地少，开河时挖上来的泥，按照范雪森的意思，在河两岸堆成了旱地，并在上面种上桑树。原来生产队里的专桑地只够养活10来张蚕种，新增专桑地后，可以养活40多张蚕种。这样一来，蚕桑生产也上去了。

　　这下子，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高了。

　　因为经济条件差，整个荡田里没有一条大路，连大板车也无法通过。农忙时，只能靠村民肩担手扛，体力消耗大。范雪森看在眼里，又忙着开始修路……

　　“他一门心思就想着怎样把我们这个生产队发展起来，他的经济算盘打得好。”村民何主培如此形容。

　　在范雪森看来，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单靠种好粮、养好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发展副业。

　　现在看来，范雪森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是循环经济的实施者了。他将生产队原有的牧场进行扩建，养了80头猪，还养起了鹅、鸭，产生的粪便成为田里最好的有机肥；在桑地里套种南瓜、甜瓜等；在田里栽种小黄瓜等。

　　荡田里水塘多，范雪森又在水塘里养起了鱼。

　　这一切，对村民来说是那么新鲜，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却又是充满希望的。大家跟着老范起早贪黑，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在范雪森的带领下，荡田里生产队全体村民打了一个个漂亮的翻身仗，经济收入从当初全公社最差的，上升为全公社数一数二的；一间间草棚变身成砖瓦房；青黄不接的日子远去了……

　　改革的春风提前吹进了荡田里村民的心坎。

       村民说，他和别的干部不一样

　　“老范那时虽说是公社里派来的干部，但从说话和穿戴上，那样子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整天穿了件破黄絮棉袄，拿着一把铁耙，和我们一起劳动。”——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高文彩老人记忆中的老范。

　　思想开明、平易近人、魄力大、廉政……这是村民们心目中的范雪森。

　　虽说是公社派下来的领导，但在荡田里，大大小小的人都习惯称他为“老范”。从这个简单的称呼中也可看出，村民们已把他当自家人。

　　在何国生的眼里：“老范话不多，但说一句是一句，从来不说空话。”

　　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可是在荡田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地主富农因家庭成分不好，遇到事情总是胆小畏缩，低声下气。

　　但老范不管这一套，他就像对待自家人一样对待每个村民。“在老范这里，我们这些‘地主子女’感觉到了尊重、平等。他不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实事求是，谁错了就批评谁。”何发荣深有感触地说。

　　当时，何国生家庭成分是地主，虽说是农业生产的“好把式”，但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范雪森思想开明，他发现何国生在生产上有一套，就大胆启用他担任了生产队长。

　　祖明华说：“老范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在别人眼里越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就越是要去团结他们，带动他们跟上去。因此，生产队里几个‘刺头’别人谁的话都不听，但就听老范的。”

　　在范雪森的影响下，生产队的村民团结了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展的步伐更快了。

　　与此同时，范雪森的身先士卒，更是影响并带动着村民。

　　“1978年8月4日，荡田晒谷，中暑。”这是范雪森日记中的一个简短记载。如今，我们已无法再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但可以想象，8月酷暑，正午的太阳毒辣辣地照射着土地。在荡田里的晒谷场上，范雪森拿着钉耙，将几千斤的稻谷推薄，晒匀，顾不上喝口水。

　　“老范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双抢’时，他起的比我们社员都要早，到田间去转转，看看田里的水位。中午，社员们都热得吃不消，跑回家去歇脚了，老范还记挂着晒谷场上的稻谷要翻身。晚上大家都回家了，他还放心不下田里刚栽下的秧苗。”何发荣说。

　　在何国生的脑海里，始终记着一件事——1978年4月23日，正是种早稻的时候。那天天气特别冷，范雪森和往常一样，穿了件破棉袄，卷起裤管和村民一起下了田。这时，细心的何国生发现，老范脸色不好，有点发青。就上前问道：“老范，冷吗？”“大家都不冷，我也行的。”范雪森回答说。就这样，一干就是一天，等到傍晚从田里上来时，老范走路已经有点跌跌撞撞了，何国生这才知道，原来老范的胃病又发了，因为胃痛，那天他饭都没怎么吃。

　　“俗话说，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天气冷，他又生病，还要在水田里站上一天，真是一个好人啊！他带头这么干，我们自己再不加把劲，对得起他吗？”何国生说，老范的这股劲，带动了所有村民。

　　范雪森胃不好，经常会痛，但自己从来不说。其实，从他的脸色上村民们也看得出来，但他照样干活。平土、装田埂、捻泥、做秧田、起榨菜……生产队里的大小农事，老范一桩都没落下。

　　何发荣当时弟兄５人，分家后没地方住，只能住在公家的蚕室里。当时家庭困难，小夫妻为此还常拌嘴，老范就上门来劝导：“不要灰心，知道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做，一定会好起来。”

　　虽然已经事隔30多年，村民何月凤依然记得：“老范来蹲点的时候，我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种田时讲究一个密度，我那时刚开始学，种不好，等到收工时老范来测量，达不到标准就要扣工分，我年纪小，一听说要扣工分就哭了。这件事情老范到现在还记得，每次见到我都要和我开玩笑。”

　　何月凤说，当时自己年纪小脸皮薄，“说不起”。但也知道老范是为了大家好。多种点，粮食就能多收点。

　　范雪森来蹲点时，祖明华当时还是个18岁的小伙子，有点文化的他没事时就喜欢摆弄无线电，钻研的头头是道。得知他的这一专长，范雪森特意把他介绍到了当时的公社广播站。

　　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高文彩老人耳朵有点背，但听说是来采访老范当年蹲点时的事，也忍不住插进话来：“好人啊，他对我们真是说不完的好啊！我家里7个孩子，他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老人说着，用布满皱纹的手擦着眼角浑浊的泪。

       来过后，就不曾真正离开

　　“今天下午去了荡田里，原本想去看望两个家庭困难的村民，但两家人都不在，下次再去。”——这是范雪森出事前日记里的摘录。

　　范雪森在荡田里一住就是3年，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78年，范雪森因工作调动，结束了蹲点生活。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荡田里，临走，他一再交待时任生产队长的何国生：“国生，你一定要挑好这副担子。”

　　冲着范雪森的这句话，何国生也是一刻不敢松懈，全力挑好这副担子，唯恐辜负老范的期望。在何国生担任生产队长的6年时间里，荡田里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粮食生产，年年实现增长：“全靠老范培养，我是在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工作方法，他一个上级领导能做到这样任劳任怨，我就更应该了。”

　　后来，何国生又先后担任了社办企业厂长、村长、村支书等职，这么多年，他始终记住老范的话：“有事和群众商量，和百姓永远坐同一条板凳，百姓不会不认账。”

　　随着经济的发展，荡田里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但在范雪森心里，还是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这个生产队，挂念着这里的父老乡亲。看到荡田里一年年好起来，他比什么都要高兴。

　　“他一年两趟是肯定要来的，家家户户都要走一圈，和当年的老伙计拉拉家常，问问家里的情况、身体情况。就连村民家中的羊棚、猪舍都要去看看，很关心。村民们都说，老范真是比亲生父母还要亲。”何国生说。

　　事隔几十年，祖明华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年份了，但他记得那年的年夜里，老范还记挂着生产队里的单身汉何主培，担心他一个人过年太冷清，就带上吃的，骑了辆自行车来到何主培家，叫上祖明华，3个人一起吃年夜饭。

　　祖明华说，那一次的“把酒话桑麻”让他记忆深刻。当时，何主培感动地劝说老范回去陪家人。范雪森却说：“家里人我可以天天和他们一起吃饭，但在这里，不一样。”

　　六年前，荡田里生产队全部拆迁，村民也搬到了新建的百乐小区。老范也很高兴，对村民们说：“现在住进小区里了，也该享福了。”

　　2011年1月份，正是隆冬季节。童心未泯的老范抓到了一只野兔子，专门叫了生产队的几个村民上家里来吃野兔子，还开了一瓶珍藏了几十年的好酒。“其实，老范就是想和老伙伴聚聚，图一个热闹。”
　　几十年来，村民如果碰到困难找范雪森帮忙，他总是尽力做好。村民来城里，老范一定会在家中留饭，陪他们喝上几盅老酒。何发荣说：“老范没有官架子，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亲切。”

　　拆迁后，何发荣在屠甸公路的路边开了一家副食品店。每次老范回乡下老家，经过这里总要停下自行车，在何发荣的小店里歇歇脚，问长问短，很关心。“今年大年初二，老范还特意来给我们拜年了。”

　　在老范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子女在回桃园老家时，也会到荡田里来转转，看望村民。

       他走了，荡田里村民失去了一位老人

　　“没有你，改革春风没有这么早；都像你，反腐斗争也就不用搞。”——在敬献给范雪森的花圈上，祖明华亲自写下了这幅挽联。既是对范雪森在荡田里生产队工作的肯定，更是对范雪森一生高风亮节的敬佩。

　　住院17天之后，范雪森平静地走了。

　　尽管已经得知老范病危的消息，可是当噩耗传来时，荡田里的村民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大家不由扼腕长叹。

　　“今年春节，他还特意来看望我们，我留他坐下来喝杯茶。他连连说不喝了，说还要看望几户人家。就推着自行车走了。哪晓得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了。好人啊！”说着，何月凤就红了眼眶。

　　得知老范去世的消息，何国生整个人呆掉了，“心里空落落的，特别难受。”之前，得知范雪森被车撞的消息，何国生就马上往医院赶，想去看望老范。可是当时老范在ＩＣＵ病房，没有见着。“我总想着好人有好报，盼着他身体能好转，到时候还能陪他好好聊聊，想不到却再也没机会了。”说着，何国生别过了头，不让记者看到他难受的表情。

　　3月31日那天晚上，祖明华驱车去温州出差。谁知刚到温州，噩耗传来：“明华，老范走了。”听朋友在电话里的讲述，祖明华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怎么可能呢？春节时才刚刚见过，老爷子身体硬朗着呢。这才过了两个多月呀，怎么就走了呢？

　　那一夜，祖明华辗转反侧，第二天一早就放下工作，赶回了桐乡。在老范的灵堂前，祖明华重重地磕了三个头。握住老范儿子的手，祖明华不由的红了眼眶：“因为自己经常在外出差，之前老范因交通事故住院的消息并不知道，没有赶到医院去看上一眼，从此心里多了一个遗憾。”

　　“老范被车撞后，我还想去看看他。但听说在ICU进不去，就没有去。哪知道竟没有机会了。”何发荣说，“我想想眼泪都出来了，多好的一个人啊！我还来不及报答他的恩情，以后却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位老人了。”

　　对于荡田里的村民来说，范雪森这一走，就像自家的老人没了一样。大家都想去送老范最后一程，为了不给家属带来不便，最后大家决定派代表去。

　　4月1日上午，荡田里的10多个村民代表在老范的灵堂前，个个失声痛哭，边哭边拜：“我们代表整个荡田里村民给你磕头了。”

　　4月2日，在范雪森的追悼会上，村民代表为范雪森敬献了花圈，署名是“荡田里生产队全体村民”，送老范最后一程。

　　沧海桑田，如今在范雪森当年劳动生活过的土地上，已经建起了繁荣的工业区，村民们住进了漂亮整洁的百乐小区，一切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唯有当年他亲自开挖的荡田河，依然沿着百乐小区日夜流淌，守护着这一方百姓。

　　阳春四月，荡田河两岸绿树成阴。在荡田里，老范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