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振(1640年～1717年)，字孟举，号橙斋，别号竹洲居士，又号黄叶老人、黄叶村农，明崇祯十三年生于石门县洲钱官坊埭(今洲泉镇蔡家桥西)。他性情豪爽，为人耿直，从小聪颖过人，喜欢读书，吴家颇殷富，藏书极多，故自幼博览群书，文才出众。清顺治六年，之振父吴尚思病故，因时值明清更迭，社会动荡，盗贼横行乡里，其母范氏为安全计，携年方九岁的儿子迁住石门县城，购横街劳氏“守愚堂”旧宅定居。

　　吴之振于顺治九年应童子试时，与大他11岁的吕留良结为莫逆之交，来往甚密。十五岁那年，吴之振补诸生，后以贡生纳赀内阁中书，然，因不满清廷统治，后未赴任。因其久慕吕留良博学多才、擅长诗赋，在顺治十三年，遂与侄儿吴自牧跟随吕学诗。对于这段经历，他曾写道：十七从君学赋诗，东涂西抹总迷离。庐山面目依然在，留得芒鞋却待谁。

　　康熙二年，吴之振与应邀来吕留良家讲学的浙东著名学者黄宗羲结交，常切磋诗文，深得其教诲，学问大有长进。是年，吴之振始与吕留良、吴自牧合编《宋诗钞》。后又与吕的好友黄宗炎、高旦中、高斗魁等结为墨友，其诗文由此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诗坛自古尊唐黜宋，至清初始有人崇尚宋诗。于是就产生“宗唐、宗宋”之争。江南诗坛泰斗王士祯等宗唐者言神韵，言法度，言极调，言肌理；而宗宋者反流俗，喜发议论，铺排典故。黄宗羲、高旦中、吕留良、吴之振为宗宋之砥柱，高举宗宋大旗，确立了“宗宋诗、主性情、重学问”三大理论支柱。

　　在与宗唐派论战中，吴之振最为勇猛，常冲锋在前，不畏权威，据理力争。他在《黄叶村庄即事二首次韵》中说，“诗非易学从吾癖，论不求高亦自误”；在《次韵答盐官查夏重(慎行)》诗中又云，“论诗别药吾无让，其中奈难十日何”；在晚年为孔尚任、刘廷玑的诗集《长留集》写的序文中，他更是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诗坛领袖王士桢：“近世主领亟坛之人，每对学者讲三味，谈神韵，问其所以，则曰：‘可以意为，不可言传。作诗久，自能了悟’”

　　吴之振认为“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其取材广而命意新”。他有感于“宋诗向无总集，亦无专选”、“极欲使天下绌守者守之为守”，故决意选编一部《宋诗钞》。康熙十二年，吴之振携数十部《八家诗》北上，拜访、分赠京都名流，与冒辟疆、尤侗、汪琬、严绳孙、工部尚书汤斌等结文字交。众名士被其长途跋涉来京求取诗文的精神所感动，纷纷将珍藏多年的两宋诗篇慷慨相赠。

　　吴之振南归后，办了三件事：一、在城西购地十亩，筑“黄叶村庄”，常邀名人雅士在庄中吟咏；二、将京都诗友和自己所作诗词汇编成《种菜诗唱和集》；三、与吕留良、黄宗羲等商议修编《宋诗钞》。

　　谁知，好事多磨。吕留良因拒不参加例行的科举考试，被清廷革除秀才功名，此后热衷归隐，钻研程朱之学，无暇顾及《宋诗钞》修编工作；黄宗羲为购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与吕反目成仇，次年二月回越中(今绍兴)讲学；高旦中突然生病，撒手人寰。至此，修编《宋诗钞》的重任落在吴之振、吴自牧身上。

　　叔侄按两宋诗人专集，取材务求广泛，以便一见宋诗全貌，不以一说蔽古人。两吴废寝忘食，竭尽全力，终于将《宋诗钞》“补缀较雔，勉完残稿”。

　　《宋诗钞》初集106卷，原拟选100家，每家都有小传，并对入选加于考证。因邓肃等16家有目无诗，故只选84家，实收诗12000余首。《宋诗钞》所选名家代表诗作颇多，不少是反映两宋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宋诗钞》的问世，影响巨大，清《钦定四库全书·宋诗钞·提要》说：“之振于遗集散佚之余，创意搜索，使学者得见两宋诗人之崖略，不可谓之无功。”

　　吴之振擅长诗词，其诗神骨清逸，学宋诗又不拘于一家。他晚年闭门谢客，潜心作诗，因此，其诗作愈发精细。他不辞劳累，笔耕不止，在晚年还完成了《黄叶村庄诗集》八卷及后集、续集各一卷。对于吴之振的评价，《清史稿》有这样的文字：“康熙初年，山林诗，之振最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