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高桥公社拉开桐乡农村改革大幕

　　[政策解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意味着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留下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28年前，受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农民“土地包产到户”的启发，桐乡县高桥公社东风大队（现名落晚村）的社员偷偷实行“包工到班”办法，从而翻开了桐乡农村改革的第一页。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当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段历史，不禁要问，当年的改革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究竟给农民带来了哪些实惠？

　　变　革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原政协副主席、退休老干部，时任高桥公社党委书记的俞海根认为，这场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1978年前，高桥公社东风大队的12个生产小队，都是全公社穷出了名的，俞海根是东风大队的联系干部。“大呼隆”的生产方式使社员出工干活成了“上午赛诗会，下午样板会”，一个壮劳力辛辛苦苦干一天，还不够买一包“利群牌”香烟（0.29元/包）。

　　“当时干一天男劳力计10分左右，女劳力5分左右，化肥不够用，便用猪粪、羊粪抵工分。出工不出力现象比比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东风大队第8生产队当小队长的徐关兴对此记忆犹新。

　　1980年，高桥公社干部从杂志上看到了偏远山区实行“包产到户”，使农民走上脱贫路的报道，消息很快传到东风大队，社员对这种“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归自己”的土地新分配方式感到好奇，萌生了效仿的念头。东风大队12个生产小队陆续被划成了29个生产小队，而18队的13户农户率先于1980年春天偷偷地实行了“包工到班”方式。

　　1980年春天过后，看到其他生产队社员相继有了自己的承包地，时任第8生产队小队长的徐关兴动了心，仅用两天时间就把土地分配给了社员。但好事多磨，让徐关兴始料不及的是，队里有位姓许的社员嫌分到的土地位置不好，向上级告了一状。公社干部出面干预，责令徐关兴将分掉的土地重新收拢。

　　1981年正值“双抢”时节，《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农村改革的社论让徐关兴重新振奋起来。他召集全队各户的户长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提出“联产到劳”分配方式，户长们纷纷表态并签下字据。之前那位告过状的社员也转变了想法。当时土地的划分方法是：将全队60亩水田分为两大块，其中40亩按口粮田分，20亩按责任田分，如有人口变更，规定“只动算盘，不动土地。”1981年冬，高桥公社干部到东风大队搞试点，提出“联产到劳上轨道”要求，至1982年5月，整个高桥公社已全部实行“包产到户”。

　　挫　折

　　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挫折，高桥公社的“包产到户”分配方式遭遇了抵制。中央提出边远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在当时条件下，属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并不被列入改革范围。在此背景下，东风大队的做法与大势相悖。

　　1981年冬天，嘉兴地区一个工作组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到东风大队调查工作，工作组领导提出批评：“你们的做法是标准的单干户（注：意味着搞资本主义复辟）。”在场的徐关兴当即反问他：“你是党员吗，怎么青红皂白不分？我们只是生产方式不同而已。”当工作组领导听取了实行“包产”前后产量和收成的汇报后，掏出“西湖牌”香烟向在场的6位队长道歉。

　　突　围

　　随着高桥公社“包产到户”分配方式的全面推行，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俞海根的压力也日益增大，“县里不同意，嘉兴地委点名批评了高桥公社的做法，但看到中央有政策，我自己心中有数，便采取了对下默许的态度。”他硬着头皮向全公社社员保证：“如果要追究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之后，他的态度由默许变成了公开支持。1981年12月18日，高桥公社发出了第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文件《进一步完善“统一经营、分业承包、联产计酬、实行奖赔”责任制的几条试行办法》。

　　1982年10月，桐乡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结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经验，提出从当年冬种起在全县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全面推行。这让俞海根事后欣慰不已：“自己当年总算没有做错事。”

 
　　“包产到户是一个体制，不跨过这一块，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也没有以后的发展。”徐关兴如是评价那段历史。1984年，桐乡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恢复性增产，全年粮食和大豆总产量达41.25万吨，比1978年增加4.93万吨，增长13.7%；蚕茧全年总产量11806吨，比1978年增长58.0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09.30元，比1978年增长23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