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依旧

　　日月楼现貌。

　　上海市陕西南路39弄93号是舅公丰子恺的旧居。这幢具有百年历史的西式洋房，虽地处淮海中路附近的繁华地段，但闹中取静，是艺术家理想的居家寓所。小楼为3层连排结构，舅公最喜欢的是二楼阳台突出部顶上的那个天窗。身居斗室，却能晨见日出，夜见月明，故将寓所命名为“日月楼”。舅公从1954年入住，直至1975年逝世，在此居住了21年。舅公走后，日月楼如同它的主人一起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我在1956年至1979年期间到访过多次，因此，这里也连接着我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亲情记忆。今年秋天，时隔几十年后，我带着晚辈特意重回日月楼。虽“丰子恺旧居陈列室”因种种原因“闭门谢客”，但站在楼下，睹物思人，那些抹不去的往事好像就在眼前。

　　1956年冬天，祖母丰雪雪带我第一次到访日月楼。记得当我们刚走到左边的楼梯间，只听一声：“雪弟，你来了！”我虽从未见过舅公，但听到这个特别的称呼倍感亲切。丰子恺父母育有10个子女，丰子恺行七，在他之前所生都是女儿。父母盼子心切，丰家姐妹兄弟间均以哥弟相称，我祖母丰雪雪行八，自然顺位称呼为“雪弟”了。循声望去，从二楼走下来一个长长白胡须的老人，满面笑容，脚步健朗，快步走到我们面前。舅公一手扶着祖母的肩膀，一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亲切地说：“小囡囡，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我生性胆小且木讷，又生长在农村，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到了大城市，看到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舅公长着长胡须，紧张极了，只紧紧拉着祖母的衣角，躲到她背后，吓得连头都不敢抬。看着我的窘态，舅公和祖母等都笑起来。祖母一面让我叫舅公，一面告诉舅公：“这是我的大孙子，叫如洲。舅公连忙说：“雪弟好福气，孙子都那么大了。”

　　在此后1个来月时间里，虽然天天与舅公见面，舅公也常亲切唤我名字，并送我磁铁条之类小玩具，我却仍然不敢叫他一声舅公，也没与他说过一句话。但他那慈祥、温润、亲切的面容以及这个家庭祥和温馨的氛围则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听说舅公被打倒并遭批斗，家也被抄了。在1966年的秋冬之际，我去了上海，当天直奔日月楼。记得当时是保姆英娥奶奶开的门，屋里没什么动静，好像没人似的。英娥奶奶把我引上二楼，我看到舅公原来的书房成了卧室，满架书画也不见了。舅公的卧室被挤到阳台上，靠墙的一面搭了一张小床，旁边放了小书桌。床位上方挂了一幅马一浮先生所写的“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上日月长”对联。舅公坐在那里，神情自若地抽着香烟，咀嚼着切得像黄豆大小的豆腐干和笋干。

　　我呆立在门口，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舅公看我直愣愣站着，笑了笑问：“是如洲吧！坐吧，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这时我紧张的情绪才松弛下来，一一回答。与此同时也想起爸爸的嘱咐，赶紧说：“爸爸让我来看看你，娘娘(奶奶)叫你保重身体。”他说：“谢谢！你回去告诉娘娘和爸爸，我这里没事体，叫他们放心。你在上海多住几天吧！”在那个特殊年代，他自己也无法预知明天，说“没事体”只是为宽慰亲友们而已。看到眼前孤独无助的舅公，想到以前看见他时乐观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便借故告辞。在与舅婆聊了故乡情况后，我又下楼去看原来的客厅和饭厅。那里已是满地灰尘，家具、墙上舅公的画作都已不翼而飞。

　　在那段特殊时期，舅公尽管遭受了种种不堪，但他对于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解放军的信任没有丝毫改变。他一生不遗余力地写文、作画，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抗战时期，抱定绝不留沦陷区被日寇所利用之决心，喊出“宁当流浪汉，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凭一己之力，率全家十人逃难，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大后方。并以己所长，揭露侵略者的暴行，鼓舞人民积极抗战。解放后，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新中国文化建设，56岁时苦学俄语，翻译了如《猎人笔记》等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苏联时期的教材。

　　那时，我感佩于在特殊的年代里，舅公依然心胸坦荡，达观坚韧，始终掌控着自己的人生节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笔耕不止。在日月楼这个小小的阳台上，抓紧进行“地下活动”。他常常是凌晨4点起床，利用早餐以前的有限时间，忘我工作，留下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字和墨宝。1973年，丰子恺预感自己的身体坚持不到李叔同先生诞辰100周年之时，故提前7年抱病完成了恩师李叔同嘱托的《护生画集》第六册100幅画，至此，这部为实践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诺言，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的旷世画作，终于问世，也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的一段佳话。

　　1975年，我已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寒假期间回到故乡。返学前，父亲蒋正东对我说：“一吟恩娘(丰子恺幼女丰一吟)来信说，舅公准备今年清明节后来我们家探亲，并到石门看看。你路过上海去舅公家一趟。”我于2月底抵日月楼。第二天早饭后，我走到日月楼阳台，代表父亲邀请他回故乡看看，舅公十分高兴并肯定地说道：“要去的，要去的。等到青蚕豆出来了，我就去！”接着他问我：“你在北京大学读书，学的是什么？”我告诉舅公：“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专业是文学。”他关切地问道：“你们专业现在开了些什么课程？”我说：“现在开有古代诗词曲赋、现代文学等等，现代文学主要讲鲁迅先生的作品。”说到鲁迅先生他显得有点激动，说道：“鲁迅先生是个好人。我年轻时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一本小说准备出版(夏目漱石《苦闷的象征》)，后来得知鲁迅先生也在翻译同一本书。在内山书店与先生会面时，我说早知道先生也在翻译，我就不翻译了。鲁迅先生说：‘不要紧，你的译本先出版好了，我的译本在你的书出版后再出版。在日本不是同一本书有好几个版本吗？’”那天，舅公没有讲鲁迅先生的思想和学问，而是专讲鲁迅先生的为人，显然在他看来做人比学问还重要，他引导我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人。这大概也就是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提倡的“先器识，后文艺”之道吧。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次造访竟然成了我与舅公的诀别。

　　斯人已去，而我一次次造访日月楼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舅公对于我的教诲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忘，下一次，我还会到日月楼。

　　○蒋如洲，河山镇东浜头村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教授，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