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无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通俗意义上,丰子恺都拥有无数拥趸。我们追忆丰子恺,更是感念那个“在悲欣交集的人世间仍能活出善良与真情的少年”。关于丰子恺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从今天起,本报独家推出“丰家小故事”栏目。
通过一个个小故事,直观再现丰子恺先生的生活日常。希望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能在读者心头留下吉光片羽,感怀其质朴真淳的儿女情长。
1959年的一天,漫画家毕克官先生收到一封来信,是丰子恺寄来的。他拆开一看,信中附了一幅小画,画的是一匹红马,背上驮了一只浅绿色的狗。红马背绿狗?毕克官先生迷茫了,这是干什么?红的马还背着一只浅绿色的狗?再看完了信,他恍然大悟:原来,毕克官曾给丰先生写信,述说带孩子的艰辛。丰先生在给毕克官回信前,也是一面抱了小孙女,一面画画给她看。他把这张画寄给毕克官,其实是在告诉他,还可以一面带孩子,一面描画一些简单的画面。这样既可以提升孩子对于美术的兴趣,同时还可以潜移默化地通过绘画让孩子知道一些成语典故。原来,这张红马背绿狗的图画,就是一份图画教材!
大家知道,丰子恺是一个“儿童崇拜者”,他曾在《漫画创作二十年》中说过:“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他还说:“最近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作为一个画家,一个作家,把儿童与神明、与星辰、与艺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多见的。
丰先生在工作之余,最多的是与孩子在一起。他有七个孩子,等到这些孩子一个个长大了,他又与孙辈们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唱儿歌,给他们讲故事,画漫画给他们看,与他们一起念古诗。比如这幅《八六六》,是画给丰先生小儿丰新枚(小名恩狗)的,记录的是一首儿歌:八六六家门前八株竹,八只八哥住在八六六家门前八株竹上宿,拿了八把弹弓赶掉八六六家门前八株竹上八只八哥,勿许住在八六六家门前八株竹上宿。
另一幅,也是画给丰新枚的。画的内容也是一首故乡的儿歌:一拳头,摔你到含山头,回转来,叫我声三娘舅。这种活泼滑稽的画面,都是小孩所喜爱的。而时隔多年,那张丰先生寄给毕克官的“红马背绿狗图”,到底讲述了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现在已难以考证。也许是一个像《听我唱歌难上难》那样滑稽有趣而又幽默的童谣:“奇唱歌,怪唱歌,鱼吹笛子蛋唱歌,冬瓜敲大鼓,黄瓜打大锣,茶壶吹喇叭,茶杯在打架。”其实这些已不重要,毕克官先生肯定明白,这是在传授一种方式方法,培养后代教育子女的方式。就像以前丰子恺用一本画册《云霓》的实例来教毕克官绘制漫画的选材:“这一本里的画,都来自生活。是我亲眼看到,有亲身感受,当场描下的速写。离开了生活,我画不出来。”也像丰先生教毕克官诗词创作时所说:要像诗人那样“练就一双很厉害的眼睛,能从复杂的世态中,能从表面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
后来毕克官去拜访丰子恺先生的老友、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叶老也提到了丰子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他说,丰子恺不是死板地讲道理,而是写得很生动。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作为艺术启蒙教育家的丰先生,在对待为青少年写作这件事上,也和他对儿童画创作一样,是设身处地地理解他的小读者,并为他们着想的。因此,他才能成功地写出那样多受到小读者和成年人欢迎的通俗读物。
(本文摘自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星河界里星河转》一书,由上海市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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