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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尔后在密执安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以及《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等。
伯鸿讲堂(桐乡)第四期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以《“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为题,剖析了近代江南经济的奇迹,带给了广大桐乡市民全新的认知视角和观察思维。
讲座中,李伯重围绕“脱亚入欧”、造就今天江南经济奇迹的主要因素、西方中心论框架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昔日的“大分流”到今日“大合流”等多个方面展开剖析,“解密”江南经济奇迹。
在李伯重看来,江南经济奇迹的产生,与1979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外资的涌入、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这三个因素密不可分,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因素。李伯重说,江南之所以能一马当先走在前列,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还与其历史上的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相关,这里的人们勤奋、有商业头脑,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江南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斯密型成长,这段经历也成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使得江南自19世纪以来,在近代工业化方面表现得其他地方都要更好。
从“脱亚入欧”到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
这里说的“近代早期”,大概就是公元1500年到1850年这三个世纪。1500年就是明代的嘉靖中期,1850年就是清朝道光末年。在这三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之前,中国还不算作一个落后国家,但1850年以后却是非常落后了。
“江南”地区的定义其实是比较含糊的。我们说的经济史上的江南地区,主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狭义的就是从上海到南京再到杭州;广义的则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南通等16个“市”。这里说的“市”包括有直辖市上海,有省会城市南京、杭州,还有诸多地级市。这个长三角从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起,到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南通。广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大概1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8000多万,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
我们先讲“脱亚入欧”,就是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进入欧洲国家的行列。鸦片战争时,英国用大炮敲开了中国大门。稍后很快美国也用大炮敲开了日本大门,也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本全国受到很大的振动。但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是不同的,日本迅速展开了变化,这就是明治维新。关键所在就是脱离亚洲,因为亚洲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欧洲是先进地区。我们要把欧洲的制度、技术引入到日本,让我们变成一个欧洲那样的发达国家。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是为了救国。要怎么救国呢?就必须把中国变成西方那样的发达国家。总之,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先进的中国人都想让中国脱亚入欧,但一直到解放为止都没有做到。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奇迹。
到了2009年,江南地区的人均GDP到了11600美元。而江南的龙头是上海,最发达的城市是上海、杭州、苏州,而桐乡刚好在江南这几个最发达的几个中心之间。此外,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也首屈一指。陆地面积只有全国的1%,人口只是5.9%,但是GDP几乎占到了1/5。江南这个地方,没有一个贫困县,全是百强县。
人类发展指数是更高一个指标,不仅是人均GDP,而且还要有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教育程度、幸福感等。在这方面,江南这个地方也是全国最高的。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江南的经济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奇迹”中又是最大的奇迹,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那么这奇迹是怎么出现的?
江南今天的经济奇迹出现,有哪些主要的原因?一般说来,在国际上,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都主要是讲三个原因:第一是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革开放。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奇迹,也没有江南经济奇迹;第二个是外资涌入,外资涌入对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引入外资,在1979年经济改革以后,我国建立了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海南、厦门,就是让外资大量涌入。第三个是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其中一个,江南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是不能起飞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全国实行的,不是江南一个地方实行的。而且江南在这三方面起步比较晚,而有遇到了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外资引入,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绝大部分外资是到了广东和福建,这是因为有大量广东、福建出去的海外华人,他们的投资当然投到那里去。
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大湾区的建设,这是正在建设的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中国最发达的四大城市北、上、广、深,其中两个就在广东,特别是深圳,它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中国奇迹的一个表现。广东全省包括深圳在内,和江南做一比较,大家可以看,广东省的面积大多了,几乎是江南的一倍。人口差不多,都是8000多万。但江南的GDP和人均GDP,都比广东要大出一半左右。
为什么江南能够一马当先?柏金斯说:中国的今天是它过去的延续,或者说过去的坚持。中国过去2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到它的现在,这种“过去”(就是历史)的表现,在诸多方面。
我们过去看历史,用欧洲人的眼睛看我们的历史。比如著名的学者赫尔德,他在当时说:中国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浑身涂有防腐香料,都没有动力,中国是一个没有活力,像死尸一般的社会。那么中国要发生变化怎么办?就只有靠外面的力量,靠西方的影响,就靠西方的“冲击”才能使中国摆脱这种僵死的状况。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在西方出现了很多理论来看中国,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冲击―回应”理论、“传统平衡”理论、“高度平衡机制”理论、“过密型增长”理论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冲击―回应”理论,其中心是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国一个巨大的冲击,以后西方不断的侵略中国,给中国冲击,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智慧、技术,中国对这种冲击,产生了回应,所以才出现了近代化。“传统平衡”理论认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非常平衡的国家,所以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高度平衡机制”理论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出现一种“高度平衡机制”,一个地方发展得比较好,国家就要求它去照顾穷的地方;哪一个行业好,另外一个行业就拉住它的腿。
后来出现了“近代早期中国”理论,这也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中国并不是没有内部的活力,中国内部有活力,中国经济也在发展,而且情况和欧洲发展的情况很相似。这就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看法。
我们再回来看看今天的世界。在卫星拍下来的图上,灯光最亮的一个地区是西欧以及西欧延伸出来的美国,因为美国人是从欧洲过去的,另外一个地区就是东亚,即日本、韩国和中国东部,而在中国东部最亮的就是江南。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看两百多年前,最富裕的地区也就是这两个地区。
新的历史视野中江南经济的状态
我在书《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提到了中国江南和荷兰相比较。
我为什么要讲荷兰?荷兰在1400年到1800年中,曾经是欧洲最发达国家,这点可能大家想不到。荷兰不仅是最发达国家,而且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1700年,全欧洲80%的船只都是荷兰船只。荷兰一个小小的国家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就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过去是许多分散的岛国,荷兰把这个地区占领后,今天才变成了一个国家。
我们进行比较,应该是找有可比性的地区来进行比较。
首先,我们看看地图。江南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荷兰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两个地区就在同一块大陆的最东端和最西端。
其次,荷兰在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的下游入海口。江南在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的下游入海口。因此,两个地区不仅在欧亚大陆最两端,而且在两个大陆最大的河流的河口。
第三,这两个地区的地形也很相似。江南是一个很低洼的地方,平均海拔高度只有3~4米,我们桐乡就在这里。荷兰地势比我们还低,荷兰有1/3的土地是填海造成的。这两个地区都是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我到荷兰时,觉得很惋惜的一点是,我们的江南水乡今天已经基本看不到了,到处都被填成陆地了。而在荷兰,到处都是河,运河上的船来来往往。
第四,陆地面积,狭义的江南和荷兰面积差不多,但是两个地区人口相差很大。荷兰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也只有230万人,而江南有3600万人。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只有230万人的小国,占那么大的殖民地,在国际上发挥那么大的影响。
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在19世纪初期有什么样的共同性呢?我们来看经济结构,第一产业是农业,大家可以看到: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荷兰和江南都很低。现在上海松江一带,1820年代农业产值连GDP的1/3都不到,工业则占到50%以上,服务业也可以占到10%。所以工业和服务业加起来,占到2/3以上。你可以说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一带已经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社会。荷兰也是如此。1810年代荷兰农业比重比较高,达到GDP的40%多,工业比重比较低,但但服务业(特别是商业)的比重很高,所以荷兰也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所以,这两个地区都是工商业为主的社会,不是传统农业社会,这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出乎我们想像的。我们过去以为在改革开放以前,江南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就业结构。在1820年代,在江南松江这样的地区,只有不到30%的劳动力在种田。1810年代的荷兰多一点,有40%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江南和荷兰的差别,大家也可以看到。荷兰的外贸在GDP中的比重远远大于江南。但是江南工业的GDP的比重远远大于荷兰。所以,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地区在19世纪初期已经不是我们想像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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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今天说中国变得落后,是大概19世纪开始,之后越来越落后,而西欧和北美越来越发达,所以距离越来越大,这就是“大分流”。刚才我一开始讲江南经济今天追赶上了西欧的很多国家,这又是“大合流”。
此外,为什么江南出现了早期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呢?因为工业革命是库兹涅兹型成长,而库兹涅兹成长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物质条件,而斯密型成长市场推动,刚才说可以用传统技术可以做到。
比方说英国。大家知道英国工业革命,但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说发明蒸汽机就可以发生的。有了蒸汽机,才会有工业革命。
但是,不管是市场引起的经济成长,还是工业革命引起的经济成长,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经济现代性,这是共同的因素。这两种现代经济成长,有共同因素。首先,是市场的发展。第一种成长即斯密型成长,是市场推动的经济成长,将会导致一个整合和功能完好的全国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市场,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在市场推动的经济成长中,会出现一个勤勉革命。因为大家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优胜劣汰的,如果你工作不如他人勤奋,你就会被淘汰。因此,工人要努力工作,改进自己的技术;企业老板要有经营头脑,要做企业家;另外还有很多专业人才。在我们江南,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凡是有点能力的人都会跑掉,大家念大学之后就走了,甚至念了高中就离开农村,谁还会回来?这种现象被称为“脑力流失”(brain drain)。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开始后,这里一下子出现农民企业家,为什么?这就是过去市场的推动经济成长几百年中给我们留下的基础。
第三,市场推动的经济成长,会导致工业和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而工业革命必须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才能产生的。有了我们江南过去几百年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到改革开放,一旦适合的条件给了我们,我们就会成功。
从全国的角度看江南的历史遗产
这里首先还是谈市场。在18世纪,中国出现了九个地区性大市场。这九大市场,彼此之间通过什么联系起来?一是通过海路,一是通过大运河、湘江、赣江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系连接起来。这个水运网最终汇聚到哪里?汇聚到江南,所以江南成为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位于核心的地方,都会占有诸多好处。各种因素。比如今天,用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是老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经济的中心。整体而言,江南在中国全国大市场的中心,所以能够享有有最大的好处。
中国的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的。南北向,有大运河把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连起来,通过赣江、湘江,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起来,此外有海路,把沿海各省连起来。所以中国的各地的资源,就可以通过这个水运网流动。这个水运网的中心在江南,各地的初级产品和原料可以通过这个水运网运输到江南,江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水运网营销到全国各地。例如我们桐乡盛产丝绸,但生产出来的丝绸,本地消费很少,绝大多数都是贩运到全国各地去。
为促进资金大规模、长距离的流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山西商人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即账局和票号。帐局和票号的运营点遍布全国,连日本、俄罗斯都有,从横滨到圣彼得堡。他们老家在山西,但他们交易活动的中心在江南。苏州是他们经营的一个大本营。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汇兑,也提供贷款,就连清朝政府都向他们借钱。他们的经营很成功,使得资金调动非常容易。大家看这些地图,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圈不断扩大,和汉朝、唐朝、元朝、明朝相比,清朝的贸易圈就大多了。
由于有了这个大市场,中国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提高了。如将所有进入长途贸易的跨地区贸易的大宗商品合计,则总值接近于贸易总值的30%~40%。其中大约有20%~30%的农业总产量进入地方贸易,5%~7%进入长途贸易,1%~2%的进入国际贸易。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难得的,因为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也只为25%。
在这个全国大市场中,劳动力流动也很容易。这是上海交大曹树基的估计。移民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们不仅会带来劳动力,也会带来技术和资金。所谓“低端”的移民从人口密集的内地省份流向开发中,即东北、西南等地,而所谓“高端”的移民就向流向江南这样的地区。这些流动,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资本的流动,前面已经说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由于市场是斯密型经济成长的推动力,所以清代中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全国市场,所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从中受惠的,或者受惠的程度是一样的。受惠最大的地区,当然就是这个全国大市场的中心地区。
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依靠人。但是现代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过去的人力资源不同,必须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中国人吃苦耐劳,努力学习,还有商业头脑,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其次,中国人重视教育。其实,早在明清时期,江南就是全世界教育最普及的地区之一,大部分成年的男性都识字。美国亚洲协会会长罗友枝教授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但是江南的识字率还要更高。
江南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斯密型成长,这个经历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国任何地区都比不上的。这也是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工业化方面,江南比中国其它地区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更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说“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柏金斯说就是“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中国过去留下很多东西,是过去的组织和制度。这些东西是预先放在那里的,如果新的条件一给你,它们就发挥了作用,没有这种预先积累,再好的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江南人民在经济改革一始后,给了新的条件,就能够很好的利用机会,就做的那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个预先的积累。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但丁,它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没有背后几个世纪的文明就没有但丁。罗斯柴尔德他们家族是17世纪最富裕的家族,但经过不只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这些事全部隐藏的比我们想像的要深。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江南的经济奇迹,我们要理解这些事全部隐藏的比我们想像要深。
莎士比亚说过:“凡是过去,皆为序曲”。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也引用过这句话。确实,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一个开端。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过去的东西,是全盘否定,还是全盘接受?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不同的态度。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这段话非常深刻。我们中国现在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想大力发展生产力,赶快进入全国的前列。但是他们并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他们现有的基础是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的,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生产力。我们江南的先辈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个生产力,有了较好的经验的预先积累,所以改革政策给我们新的机会、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开放政策使我们可以进入广大的世界市场,我们就能够积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当然一下子就会走在其它地区的前面了。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就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经常说:没有古代的智慧,就没有追随者,以后就不能成功。他们也认为解密中国奇迹,就要看中国的历史。所以,我希望生活在这个江南福地的各位,更要珍惜历史。
关于江南经济奇迹的一问一答
主持人:李教授在讲座之前,说在1986年时您来过桐乡,到了桐乡很多地方,桐乡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李伯重:我们常说一句话,天翻地覆。我觉得桐乡在保留自己的古迹和历史遗产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努力。
提问1:我觉得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必然性和一定偶然性的。我觉得它的发展可能是源于它的地理位置,然后就是您讲到的经济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我想问的是,地理在对经济的发展影响中,比重大不大?
李伯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地理确实对历史发展有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就说过“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因为在寒带生活太艰苦,人们不能够创造很多剩余,没有剩余,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热带资源丰富,生活太容易,所以人们也不必努力工作。而在温带,人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活下去,通过改进工作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能产生在温带。就江南这个具体地区来说,它的地理位置的重要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自身的自然条件适合农业,适合高产农业。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在19世纪初期是全世界最高的。我看过一个调查,比英国、法国的亩产量高若干倍。这个亩产量高表示同一亩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养活更多的人意味着很多人可以脱离农业干别的事,所以对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它的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江南位于全国大市场的中心。珠三角不在中心,虽然那里的亩产量更高,因为它可以种三季作物,江南只可以种两季作物,但是珠三角只是一个区域市场的中心,而不是全国大市场的中心。江南这个中心的位置,在整个亚洲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取代的,所以这是得天独厚的。
提问2:通过怎样的手段,能让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尽快进入中学的历史教育中,谢谢。
李伯重:一位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说每代人都要重新写历史,甚至每20年就重新写一次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同,我们使用的材料不同,我们研究的方法不同。如果我们的历史永远是保持几十年不变,那么就会像过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英国历史会长巴勒克拉夫写的一个总结所说的那样:“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一大批过时的产品。”这类产品,只有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封闭市场里才有销路。但是,新的观点提出来后,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各种新看法和理念越来越多,但它是否最后能够经过检验,需要时间。编写教科书是一件很慎重的事。
注:以上文字根据讲座实际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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