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一直住在桐乡南门外城门口，围绕城墙的一条弧形老街上，每天上学或进城，进出城门少则四五趟，多则六七趟。尽管桐乡城头对于我来说司空见惯，但对它的历史却知之甚少。最近，偶得一张“桐乡东城门”的老照片，使我颇受启发，便着手搜集、整理有关桐乡城墙的资料和传说，并撰文。

　　据光绪桐乡县志记载：明宣德五年(1430年)，从崇德县析募化、千金、保宁、清风、永新、梧桐等六乡，置县治于梧桐乡凤鸣市，名其县曰桐乡。

　　明天顺元年(1435年)，桐乡初筑城，未成。至嘉靖三十二年(张森生老校长在《明代桐乡县城建城考》一文中，认为清光绪桐乡县志载桐乡筑城时间嘉靖三十二年有误，应为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为御倭寇，桐乡知县金燕奉檄筑城。城围5里，计一千二百丈，东西向最长处1.8里，与南北宽略等。城墙下为石筑，上为砖砌。城高3丈1尺，基阔2丈2尺，上阔1丈8尺。陆门四：东曰青阳门、西曰兑悦门、南曰时薰门、北曰来远门。设城垛1012个，置水门四扇。有城楼四座，月城四座，敌台十三座，敌楼八座。城壕宽六丈，深二丈五尺，设吊桥四座。

　　桐乡筑城不久，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陈东等引倭寇十万之众，入侵乍浦、海盐、嘉兴、崇德、桐乡等地，总督胡宗宪率三千兵屯塘栖，巡抚阮鹗率部奔崇德、援桐乡。适遇宗礼将军率河朔兵九百赴闽，道经浙西。阮鹗素与将军有旧，即挽留商请协同抗倭。一战于崇德，再战于石门，三战于皂林，三战三捷，后宗将军与九百将士终因粮尽力竭无援，皆于皂林秀溪桥畔壮烈殉国。倭寇便长驱直入，围攻桐乡城四十余日，桐乡军民合力英勇奋战，桐乡城池始终固若金汤，化险为夷。倭寇损兵折将，死伤无数，却久攻不下，只得撤走另攻他处。

　　桐乡自筑城距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筑城之事虽有记载，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不解之惑，有待挖掘、印证、考析。

　　据《桐乡县志》记载：“崇德和桐乡的城墙高度分别为二丈七、三丈一”，折合成公制则分别为8.64米和9.92米。在《中国古代城墙规制溯源》一文中，明代对筑城的高度有统一的规定：包砖(石)大城为12.8米、次城为8米、小城为6.4米。而崇德和桐乡两县均属县治小城，但不知为何城墙高度近似或超过次城8米的规定。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均未发现有关城墙超高原因的记载。为了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采取科学的推理方法，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推断。

　　明嘉靖年间，在江、浙沿海一带，倭寇猖獗，倭警四起，朝廷顾此失彼，败多胜少。为扭转劣势，朝廷遂命各地大兴土木，筑城御倭。就在此间，“新筑崇德、桐乡、平湖、嘉善四城，一时并举。”(清光绪石门县志《吕希周筑城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桐乡筑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崇德知县蔡本端奉檄筑城御倭。翌年正月初七，万余倭寇乘县城未竣工，破城而入。倭退后，浙江巡抚令崇德迅速筑城防御。据此，笔者认为：崇德既是京杭大运河之咽喉、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嘉靖年间倭寇曾三次侵崇，其中一次城陷。此事极有可能与崇德以次城规制筑城有关。桐乡城只不过是借光而已。

　　据《光绪桐乡县志》、《光绪石门县志》记载：“桐乡和崇德的城墙高度分别为三丈一、二丈七”，两县级别相同，为何桐乡比崇德的城墙高出四尺？对此，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桐乡出个汪状元，城头加高三尺三”。笔者查阅了清乾隆年间状元汪如洋的有关资料，汪状元虽是桐乡人，但其寄籍和榜籍均为秀水，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很小。二说“桐乡城被倭寇围攻后，城内百姓自发筹资，城头加高三尺三。”这种说法倒是很有可能。因为嘉靖三十五年桐乡城被倭寇围攻四十余日确有史实记载，事后加高城头属亡羊补牢之举，事出有因，顺理成章。1958年因建大会堂及农村水利建设需要，桐乡城墙陆续被拆除，凡拆过城头的老桐乡都能证实：在拆城头时，下面都是城砖，而最上面三四尺只是普通砖。由此可见，“桐乡筑城后又加高”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