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1611—1674)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农学家。乾隆十六年，浙江学使雷鋐题碑“理学真儒杨园张先生之墓”；嘉庆十六年入祀分水书院；道光四年入乡贤祠；同治三年闽浙总督左宗棠捐廉修葺张履祥墓并亲自题碑“大儒杨园张子之墓”；同治十年入祀孔庙，成为历代156位儒家圣贤之一。

　　作为一代大儒，张履祥历代都受到地方官员与士民的尊崇，即使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每逢他的生日也有祭祀活动。民国22年，《新乌青报》报道桐乡县县长沈光熊、县财政局长虞梦祥、城濮区区长沈炳元等十九人发起成立“杨园学社”，公祭张履祥、召开社员大会，刊印《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菁华录》；民国36年11月14日《桐乡民报》报道：本县各界，为敬仰先贤与教育后人起见，每于古历十月一日，前往杨园乡杨园里张杨园先生墓地举行公祭，该报还曾连载《杨园菁华集锦》、刊登《乡先贤张杨园传》等文献。1949年之后却因为多种历史原因，张履祥主要被宣传为“农学家”，理学家与教育家两方面被长期忽视，或者说并未将“一代大儒”真实而完整地呈现出来。21世纪的今天，到了将张履祥作为“一代大儒”重新加以传播的时候了。

　　当然，张履祥作为农学家的一面依旧值得弘扬，但应当将其与理学、教育思想结合起来作更为深广的思考。一个古人，留给今人最为重要的意义当是其教育意义。张履祥除了有数万字的农学论著，还有数万字的教育论著，这些论著都从其程朱理学家的立场展开言说，我们当读出其中“一代大儒”立身行道之风范。张履祥论教育的专著《训子语》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典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指出“立身四要”：爱、敬、勤、俭，还指出“正伦理、笃恩谊、远邪慝、重世业”这四条长保家庭和睦与兴旺的准则；提出处于逆境与顺境各当如何教育：“承式微之运，当如祁寒之木，坚凝葆固，以候春阳之回。处荣盛之后，当如既华之树，益加栽培，无令本实先拨。”张履祥还有《与颜孝嘉论学十二则》、《示儿》与《澉湖塾约》、《东庄约语》、《处馆说》等也被多次选录古代教育论著集，张履祥从事教育四十年，对于教学、家教、德育、师德都有独到看法。

　　张履祥最为重要的教育理念、职业理念就是“耕读相兼”，他在《训子语》中曾专论“子孙固守农士家风”，更集中论述其耕读理念则是在《补农书》之中。《补农书》分涟川沈氏原著、张履祥辑订的《沈氏农书》与张履祥所著《杨园农书》上下两部分，这两部书风格大异，《沈氏农书》是地主农业经营的指南，《杨园农书》则是以农业劳作锻炼、修养人品的训导书。《杨园农书》之于现代的意义，除可了解浙西一带农作物栽培、农产品的加工等知识外，还因为其文字优美可作晚明小品文来读，其中说杭白菊：“甘菊性甘温，久服最有益。茶性苦寒，与甘菊同泡，有相济之用。”这一说法值得饮茶的时候参考。更重要的则是《杨园农书》介绍农事处处都联系人的品德养成，体现出一代大儒的良苦用心。张履祥指出农耕之得失，要靠天时、地利更要靠人力，然而总是“至诚无伪”：“农桑之务，用天之道，资人之力，兴地之利，最是至诚无伪。百谷草木，用一分心力，辄有一分成效，失一时栽培，即一见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不能欺我。”还说：“笔耕、耒耕一而已，砚田、土田亦一而已。”教育子女农耕与读书二者不可偏废，张履祥说：“有田亩便当尽力开垦，有子孙便当尽力教诲。田畴不垦，宁免饥寒？子孙不教，能无败亡？”家道兴旺，就要让子女尽早参与劳作，也要尽早读书教育。“耕读”的“耕”，现代当理解为各种劳作，不只是农耕，当然农耕与泥土、生物直接打交道，也别有一番意义在。“耕读相兼”，主要是强调二者的劳逸结合：“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又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岁而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与读书教育一样，劳作谋生也是做人的本分，张履祥说：“能治生则能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只有自力更生才能不求他人，不求他人方可谈及品德的养成；在谋生的同时不能忘记读书，读书方最能有助品德的养成。谋生不为求富，读书不为求博，都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养成高尚的品德、高贵的人格。

　　总之，张履祥不只是“农学家”，更是“一代大儒”，他的“耕读相兼”等思想，都值得现代继续发扬光大。

　　活动预告

　　1月25日上午9点，在桐乡市图书馆二楼南面一号教室，伯鸿阅读沙龙之“桐溪书院·国学讲会”将由郁震宏主讲《说文解字》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