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灵安公社畜牧兽医站任站长。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阶级斗争运动如火如荼。兽医站旁边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血吸虫病防治站，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集中在工地上“做白工”(不计报酬)，干的活是削旧砖头。

　　正是大伏时节，临近中午，天气十分闷热，这些“四类分子”个个汗流浃背，面红耳赤，但工地上竟连白开水也没有供应一点，其实也无人敢供应。我远远看着，心里很难受：在这样炎炎毒日之下，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喝水干活，怎么承受得了？他们虽然是“阶级敌人”，但也是人啊！我内心斗争了一番，最终还是到兽医站食堂里，舀了一桶开水，拎到工地上，招呼他们歇一歇，喝点水再干。他们都露出惊讶的神情，只朝我看，不敢与我搭话，其中有一个颧骨突出的老人，盯着我朝我干笑。一会儿工夫，他们竟将一桶开水喝去了一大半。

　　事隔不久，我路过一个叫吴家门的村庄，那个颧骨突出的老人看见了我，拦着我，一定要我到他家坐坐，喝杯茶再走。我拗不过，进了他家。他很坦率也很幽默地说：“我叫吴海山，出身地主，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打听到你姓钟，是个布尔什维克，我有自知之明，配不上与你交朋友，但那天你给我们这帮罪人喝开水，足以证明你的为人。那天要不是你给我们喝开水，我们有几个人肯定要晕倒的。今天，我要回敬你一杯清茶。喝了茶，你先去办事，办完事来吃便饭。”我推辞，他坚请：“我等着你！”对他的真诚邀请，我不好再推三阻四，答应了。

　　那餐中饭，我至今还记得，是一碗煎鸡蛋，一碗炒茄子，一大碗冬菜鞭笋汤。吃饭时，他说：“那天我就看得出来，你是个正直的人，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我暗暗打听，原来你是朝北屋钟家里人，上代头也是读书人，怪不得与别的干部不同。”我说：“我与你虽然阶级成分不同，身份不同，但我们都是人，只要是人，总会有共同语言的。”他连连称是。那天他非常高兴，但我担心说多了惹事，吃完饭稍坐片刻就回单位了。

　　后来，我路过吴家门时，总要去他家坐坐。一见我来，他总是非常高兴，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与他说话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他有时也在下午趁人少的时候，来兽医站坐坐，与我说说话。看见有其他人在，他总会找一个借口，有时说猪生病了，有时说羊生病了，我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别人少起疑心，以免说我与“四类分子”关系热络，混淆阶级是非，影响我的前程。

　　一九八五年，海山先生终于被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为灵安公社最后一名被摘帽的“四类分子”，平反昭雪，恢复教师名誉。然而此时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头了，被安排回梧桐镇小，入住梧桐镇上的教工新村，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此时我也调畜牧兽医总站工作，住在梧桐，曾几次去拜访他。他老枝发新芽，焕发艺术青春，重拾画笔，画了许多画，其中以虎画最多。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要送我一幅，是一幅很大的虎画，但我因为对艺术没有兴趣，不会欣赏，又觉得空手白白接受他的画，有些不好意思，竟然没有收下。现在想来，我真是有负于他的真诚，我当时如果收下了，他反而会很高兴的。

　　一九九五年，他八十六岁，在寓所附近被一辆疾驰而过的自行车撞倒，大腿粉碎性骨折，从此站立不起，八年后驾鹤西去。

　　海山先生抗战时期曾在浙南的永康、松阳等县政府里任过职，妻子是松阳古市镇人，这是他后来被当成“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原因。他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夭折。两个大女儿现住老家灵安，小女吴大红住杭州，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美术老师。

　　也许我与海山先生天生有缘。一九九〇年，他大女儿吴大志招了个上门女婿，竟是我表弟杨新民的小儿子三毛。这样，我与海山先生家沾亲带故了。现在，他的曾孙大学毕业了，学的也是美术，在濮院一所小学任美术教师。

　　前年，海山先生的祖居地吴家门开发了，新居安排在灵安镇南的高新南苑。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志一家邀我前去作客，我送上一副对联：“风中老树见苍劲，雨后新枝更挺秀。”寓意海山先生一生坎坷，刚正不阿，也寓意他的艺术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