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生在“宠辱不惊斋”

　　八月三日，嘉兴文史研究者范笑我的新浪微博透露了一个消息：“嘉兴市十大藏书家”之一的张森生决定将所藏图书一万六千余册全部捐献给桐乡市图书馆。

　　一年前，我曾到过张先生的“宠辱不惊斋”拜访，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橱，使人看不到墙壁，圈成了一个书的围城。如果随手抽出一本书，你会发现书的后面居然还藏着一排，可见书之多，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这些图书不知花了他多少心力财力，如何突然宣布全部捐献，个中原因是什么呢？

　　一九四七年，刚刚十五岁，才小学毕业的张森生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从那时起，他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内心清楚，自己的学问尚不足以为人师，所以只要见到心仪的书本，都会想方设法买下来。靠着自己微薄的工资，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张森生已经有了不少藏书。但“文革”的爆发，一夜之间那些线装古籍、民国旧版、西方文学全部成了“毒草”。他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挑着担子，一担一担地将书运到了废品收购站，足有五六百斤。

　　粉碎“四人帮”之后，张森生对书本的渴望再次涌现。每次到外地开会或是旅游，书店是他必到的地方。别人回来带一包土特产，他往往是背一包书回家。杭州、上海、南京等周边城市的书店他都如数家珍，除了传统的新华书店，一些私人开办的特价书店成了他“淘宝”的好场所。像杭州的唐风书店，南京的品雨斋书店，他都是老顾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森生在杭州看中了一套《中华大辞典》，全套书四十本需要一百五十八元，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实在觉得有些贵了，无奈之下只得忍痛放弃。”没想到之后一直无缘再见这套书，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遗憾。二〇〇七年，有朋友告诉他从网上看到沈阳一家旧书店在出售这套书，他欣喜若狂，当即联系，最后以一千二百元买下。

　　一九九〇年九月，他在哈尔滨看到托尔斯泰女儿写回忆父亲托尔斯泰的《父亲》一书，当时只有下册。一年后，他在南京夫子庙一旧书店里觅得了上册，高兴得像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

　　而对于买不到的书，张森生就带上笔和纸去抄，然后再装订成册。比如《懒云楼诗钞》，就是他到桐乡市图书馆抄来的。《静远草堂诗稿》只有嘉兴市图书馆有，因为只有木刻本，不准外借和复印。于是，二〇〇四年，他带上八宝粥、饼干等干粮，先后四次坐公交车前往嘉兴市图书馆抄书，为了争取时间，中午也不休息，最后抄得执笔处都起老茧。

　　张森生每年都有一本购书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详细地记录着他购书的日期、价格、印数、出版社、作者等情况。而且他想找一本书，能很迅速地从书海中翻出来，几乎每一本书都印在他脑子里。

　　多年以前，张先生就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发挥自己藏书的最大作用。

　　二〇〇三年，张森生在桐乡市图书馆遇到一名正在准备撰写毕业论文的浙大历史系学生，可在图书馆却找不到需要的资料。他得知后，主动邀请学生去自己家中，借给她需要的书。还有一名在澳大利亚进修“比较文学”的桐乡籍女学生，在写有关研究文章时，因找不到狄更斯小说第一本中文译本的书名而苦恼，写信向父亲求助。她父亲到图书馆也找不到，便求助于张先生，最终帮她找到了书名。

　　近几年来，他已经陆续把一千余册藏书无偿赠送给了桐乡市图书馆、严独鹤图书馆以及植材、启新等中小学校。今年春季，桐乡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登门拜访，希望张先生能将藏书捐赠给图书馆，而图书馆也会开辟专门的场馆来保存。面对这样的请求，张森生一口答应下来。“今年秋天先捐一万册，有些书写文章需要用，暂时留一留，最后也会捐出。”

　　“我的书都是建国后出版的书籍，价值并不太大。”张森生谦虚地说，出于他的个人喜好，多数是人文类书籍，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名人全集，比如已先期捐献给图书馆的朱自清全集、叶圣陶全集、徐志摩全集等；二是历史书籍，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华书局的《清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文学大系》等；三是古典文学类，比如好几百册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是工具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专业出版社的为主；五是杂志，比如从创刊到现在的《新文学史料》一期不落。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张衡《应问》里的一句话，张森生一直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