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工分，生产队社员凭工分挣钱过日子。

　　我们那儿的评工分一般每年两次，年中过端午节后、双抢前一次，因为农村那阶段比较空。年底在总决算前再评一次，则是对一年的劳动进行总的决算，决算后就是分红过年。

　　评工分，按当今的话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个民主议事行为，因此，经过这一关乎许多人切身利益的程序时，自然也就放在用于大家议事的生产队公家房子，公事公办嘛。评工分应该经历过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其他的基本已经淡忘。

　　那天晚上，全体社员都早早地来到了俱乐部，如同全国各地所有的单位一样，此类直接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集会或会议的出席率绝对是很高的，丝毫不用任何人动员发动。这种集会前，也是大家心情十分放松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姑娘或小伙最乐意在这种场合打打闹闹，老爷子们也会在这种场合相互对火点烟借机唠嗑几句。这种场合也是那么几个骚老爷打情骂俏的最佳机会，他们会似真似假地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挑逗老娘们，不甘示弱的老娘们则是丝毫不落下风地反唇相讥，甚至相互间拉拉扯扯。手勤的媳妇，则在一边闷声勿响，低头“咝咝咝”地趟着鞋底。

　　公房其实是蚕室，地方原本不算太小，只是因为放了许多蚕具，因此空间显得小了许多。板凳自己拿来，人们随意找个地方就座。此时的会场，虽然人气很高，气氛非常热烈，但是空气十分浑浊，只见昏暗的灯光下，诸多烟枪喷出的缕缕青烟聚集于房顶下，但那积聚的青烟却始终无法从门窗紧闭的房子中散发出去；随着青烟一同发出的阵阵难闻且呛人的烟草味、老乡口中呼出的浓烈的葱蒜味、甚至是有人脱鞋后发出的臭脚味，汇成了一股无形的洪流滚滚而来，一时间似乎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这种场合的主持者一般是生产队长，简短几句开场白后便直奔主题，也就意味着开始进入“自报公议”的阶段。这“自报”就是每个人自己报出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工分值，然后由公众评议，也就是“公议”。

　　队长先报，谦逊地报了个9、5分，(不像现在的领导，自己要拿上浮几倍的报酬)当然也是要现评。一俟切入主题，总有人、也必须有人先打头阵，而这先行者必然会是在队内说话有份量的人，出自于约定俗成，声音不紧不慢、甚至盛气凌人地从某个角落中发出：“少说一点吧，10分！”

　　第一次听到此话，我们还觉得是听错了，因为规定工分的最高分就是10分，这10分已经是满分了，竟然还敢说是少说一点的，这是谁啊？谁这么牛！(现在想来，这是游戏规则、外交措辞)

　　显然，大家对队长这10分是不会有不同意见的，即使有意见至少也是不敢不自量力地在这种场合自讨没趣的。只听到一片“行啊，行啊”的附和声，于是，就像如今拍卖行拍板那般，由操作者(会计)嘴里蹦出了“沈xx10分”的声响，也就意味着那人的评工分程序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下一个人的“自报公议”。

　　接下来就轮上生产队的那些领导了，什么蚕桑队长、畜牧队长、副业队长那些人了。他们自报总是略少0点几分，“领导”间也会各自根据各自的参照人物有些上下浮动。不过，以上所说的0点几分的区间，一般不会超过0点三分。

　　当然，这些人是得罪不起的。他们的工分自然是少不得的，10分。

　　在对于一般农活的社员测评时，总是由一些有些“德高望重”或“干农活的行家里手”打头挡，因此，评起工分来分数是绝不会低的。他们的分数确定以后，对其他人来说也自然有了参照值，则根据自己的感觉并对照，然后报出自己认定的分数。

　　评工分实质上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类似的评比考核，都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除了本领、态度之外，人缘也很讲究。人缘好的，如果工分报得低的话，有人会提议适当提高点。如若人缘差，再加上活拿不起的话，有人会马上表示质疑，因而会提出压低分数的建议。由于老乡间大都有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因此他们一般不会“现开销”(记得后来由于碍于面子，评分分三个小组进行，三选其二为最终得分)。

　　我第一年参加生产队劳动才13岁，人还未完全发育，个头很小，因此很难干一些重活，故而评为3分，相当一只老母羊一天的积肥分(关于养羊挣工分，将另撰文)。

　　评工分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年终分红。年终根据当年每天10分工所得的工分值，按每人评定的工分，折算出那人每天的工分值，再乘上每个人的具体出工天数，就得到每个人、每个家庭当年的总收入。年终分红，让大家共享丰收喜悦。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一件非常快活的事情。一家的开支，就靠这笔钱，过年购年货，子女增添新衣，都打算在内。

　　就这样，评工分一直评到“大包干”。社队解体了，工也评完了。是功德圆满，还是寿终正寝？反正，它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可那年那月的人和事，却时常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