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早先少年时，年年盼过年。

　　8岁，9岁，10岁，恨日脚过得慢，实在是慢。过年了，总算是可以大一岁了。那份喜悦，肯定胜过一棵青菜的长大，一株树苗的长高。提前一两个月，就掰着指头计算离过年还有多少日子。还关注年底的天气，到农历十二月初三，一心一意地盼望那是个阴天。母亲说：“个个初三要伊晴，十二月初三要伊阴。”十二月初三阴了，年关前后就以晴天为主。在我们小少年的心里，只有大晴天，过年才像个过年；淅淅沥沥地下雨，甚或冰天雪地，年前早就盘算好的种种热闹和快乐，要么被雨水冲走了，要么被冰雪冻僵了，再也无从实现，唯有等待来年，可要等多久啊！

　　大年夜，杀鸡宰鱼是大人的事，小孩子的任务是搬个小凳子，在廊檐下洗大蒜、韭芽、风菱、荸荠。虽说是过年，可那时乡下的普通人家，苹果是买不起的，橘子香蕉也见不到面。风菱，荸荠，甘蔗，就是很好的水果。两个小手洗得通红，手指已无法伸直，依然觉得比平日里甜蜜和快乐。手冻僵了，就到灶口去帮大人烧火，顺便把手焐热。灶头间里弥漫着雾腾腾的水蒸气，咸肉的香味四处飘散……

　　不知道为什么，我少年时代所经验的大年夜，总是特别的漫长，年初一的早晨，天亮得特别迟。中间几次醒来，屋子里黑咕隆咚；最后一次醒来，却发现已经起得比别人晚了，太阳早已升起。匆匆忙忙穿上昨晚母亲为我准备好了的、放在床前椅子上的新衣新鞋，赶紧去实施年初一的第一件大事——上街。

　　我家离镇上很近，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走去的了，不外乎是跨一步跳一跳之类的桐乡方言里所描绘的“串脚哄哄”的样子吧。

　　年初一的早晨就是不一样，出售的物品多，比物品更多的是人。四五尺宽几十丈长的石板老街，我必定从最西头挤到最东头，再从人缝间挤回来，途中东张张西望望，凡我喜欢的，我都用眼睛一一享用，再用脑子一一评判：这个好看，那个，哦，不好看；这个可能好吃，那个看样子都不会好吃。我新衣的口袋里是有一个“皮夹子”的——我自己用画报纸折叠而成的“纸皮夹”，很漂亮，可以放钱，但大多数日子是空的；年初一是我最富有的时候，有一角两角，可我绝对不会在新年的第一天就把我全部的财富花掉。就这样，年初一的早晨上街，我总是心满意足地空手而回。回到家，母亲怪我上街去了太久，年糕快凉了。我则捧着碗，一边吃，一边去哥哥或是堂兄那儿探问，今天去舅舅还是姑妈家拜年。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16岁那年的年底，我已经不再盼望过年。17岁那一年的春节，我希望时间就此打住。在我的心目中，17岁，是人生最自由、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光。此后就讨厌过年，少年时代那种过年特有的热闹氛围，快乐心境，以及眼中不一样的空气的色彩(奇怪，17岁时，感觉到空气也有好看的颜色)，一去，永不复返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15岁以下的少年，还有没有我当年过年时那种特有的兴奋，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浓了；或许，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