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乌镇，没有公路，人们出入主要靠船只。纵贯镇区的市河刚刚拓宽改造，水深岸阔，于是，昔日进不了市河的客轮、货驳、拖船队成了经常性的过客，中间不乏夹杂着来回穿行的小船。

　　拓宽了的乌镇市河上新建起了五座桥，这些桥虽然继续沿用着老桥名，却都是大跨度的水泥拱桥或三跨平架钢梁桥，其中那座位于闹市区的北花桥就是一座三跨平架钢梁大桥。

　　北花桥的东堍属于商贸集聚区，周边的农民天天来此赶集，因而桥堍那宽阔的河埠前，总是停满了许多农船，若从桥上俯视或是隔岸远眺，这商贸集聚区还真有点如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场面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强劲的政治运动席卷着中国大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乌镇也毫不例外地陷入这场政治运动中。青年学生热血沸腾，工农群众斗志昂扬，一些好事者跟着起哄，平日少见大世面的居民纷纷怀着好奇心围观。

　　那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同是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造反派竟然闹起了派性，镇上的造反派中，一派的头目姓寿，是个搬运站工人，麾下人马被称为“寿派”；另一派的头目姓吴，是个电管站工人，于是人们就称该派“电派”。一时间，两派耍刀使棒地玩起了武斗。可人们哪里知道，在这场派性争斗中，一场导致十三人丧生的惨剧正悄然来临，而酿成这场惨剧的“舞台”正是地处闹市区的北花桥上。

　　那是在1969年1月27日下午，寿、吴两派在经历了多次拉锯式武斗后，“寿派”头头被“电派”所擒，正要用汽艇将其押往别处，汽艇停靠在北花桥东堍的河埠边。爱看热闹的人们奔走相告，谁也不愿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不久，北花桥一带的围观者已是人山人海，为了能居高临下看热闹，北花桥上的人数特别多。因为汽艇停在桥的北侧，所以桥上的人又都涌向一侧，这桥哪里承受得了这等重量，加上受力不均衡，一场悲剧就在一瞬间发生了，只听得一声巨响，北花桥中跨钢梁塌入河中，桥上的人们随之掉入河中，一时间，河面上人头浮动，呼救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岸上的人们也呈现在一片惊叫声……

　　惨剧发生后，人们自发全力营救。那时正值冬季，由于天冷，许多落水者被救上岸后，不论男女一律送往附近的一家公共浴室。浴室里面正在洗澡的浴客们见有许多落水者被陆续送来，一个个只能狼狈地躲避、撤离。然而，这个规模不大的公共浴室尽管浴客全部撤离，但还是无法容纳下不断送来的落水者……

　　这次塌桥惨剧中，死亡人数多达十三人，有的是被淹死的，也有不少是被桥的钢梁和桥面水泥板压在河底而无法逃生致死的。我记得在当时，有一个还是年仅十三四岁的少年，他是我的邻居，平时水性很好，只奈被塌下的桥梁砸中而无法逃生。还有一位是教我语文的小学教师，她姓殷，也在这次惨剧中不幸丧生。

 
　　出事的当天晚上，天空刮着凄风冷雨，乌镇全镇陷入一片黯然悲戚的氛围之中。我被外公和姨妈从塌桥现场附近的人海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年仅九岁的我被“遣返”回家后，一直被关在屋子里遭受大人们的训斥。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光景，忽听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在桐乡县城工作的父亲闻讯赶来了。打开门，只见父亲浑身被雨水、泥浆湿透，身子冻得瑟瑟发抖。父亲迫不及待地冲进门来，见我没有在这次塌桥事故中掉入河中，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掉落下来，一屁股瘫坐在木椅上。原来，乌镇塌桥事故发生后，在外地工作的乌镇人都争着打电话到乌镇询问情况，以至电话被打到“爆线”了。焦急万分的父亲因为打不到电话，无奈之下只得撑着油布伞，冒雨摸黑从桐乡步行三十余华里赶到了乌镇家里。

　　次日一早，父亲又乘轮船回县城上班，当我送他到轮船码头时，看着远去的父亲，此情此景，如今想来丝毫不亚于朱自清的《背影》。

　　不知不觉间，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余个年头，那些曾经亲历的往事，特别是那次塌桥事故，于我来说是多么地不同寻常。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总令我沉思再三，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