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晋江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工商企业界千人大会。进入会场，企业家们惊讶地发现，以往坐在主席台上的市领导，这回坐到了台下，而不少企业家被请到主席台“上座”。让纳税超千万、超亿元的企业家“享受市领导待遇”，是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的主意。他希望借此举激发“企业家们继续创新的激情和信心”。

　　在这场余波尚未完全平息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凭借当地企业卓越的表现，晋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2009年GDP逆势增长11.9％，财政总收入增长13.8％。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全国普遍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晋江出口正增长11.9％，分别比全国、福建省超出30.2和20.6个百分点。不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让晋江多年粗放发展遗留下来的隐忧，显露无遗。

　　这是一场被推迟的会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千人大会主题早已确定，但杨益民一直在琢磨，该跟企业家们讲什么。有人一直持不同看法：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自会按竞争的规则自主决策，为什么非要政府来人为主导“转变发展方式”？

　　“如果说之前还有人持不同看法，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晋江企业家形成了共识：问题不再是经济发展方式要不要转变，而是如何转变。”杨益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订单回升”带来新问题

　　4月19日下午，中国（晋江）鞋博会组织外商采购洽谈会。林清瑜拎着个装样品鞋的旅行袋，候在会场外，神情落寞。“今年订单的情况比去年好，但感觉越来越难做了。”他说。

　　订单利润微薄，原材料涨价，人工成本更是大幅上涨……经营一家小鞋厂的林清瑜，掰着手指头，历数困境。去年这个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渐次加深，很多晋江制鞋企业订单平均下滑30％，恐慌情绪蔓延。转过年来，订单回升，新问题却接踵而至。

　　“缺订单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人工。”林清瑜的鞋厂需要工人近150人，尽管常年招工，但现在只有100多名工人。一条生产线，工人加班加点，也只能开工八成。即便碰到利润厚一点的订单，林清瑜也不敢全部接下来，生产跟不上，不能如约交货，就要赔偿。

　　缺工之下，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了20％至30％，这进一步削弱了鞋厂本就微薄的利润。在鞋厂密布的陈埭镇从事制鞋业20多年，林清瑜想不明白的是，过去贴张招聘启事就排队应聘的农民工，不知道都上哪里去了。“不光我这样的小鞋厂，周围一些有名的大企业也缺工。”他说。

　　晋江亨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鸿伟告诉记者，一些企业缺工20％以上，这导致代工企业的交货周期比往年延迟近一个月，代工价格也因缺工继续上涨。

　　曾经看起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企业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澎湃的动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势必日益趋紧。“几年前，我就开始担心这个问题。”在杨益民看来，正是劳动力等诸多生产要素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迫使晋江企业和经济不得不主动作出调整。

　　晋江有产业工人140万人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占比六成以上，有的企业甚至高达八至九成。“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大面积民工‘返乡潮’，那么晋江产业将会陷入怎样的一种境地？”杨益民说，这既说明劳动力供给正从“买方市场”逐步向“卖方市场”过渡，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制造业的“好日子”正在过去，也说明晋江大量依靠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力结构存有隐忧。

　　事实上，不光是劳动力，土地、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也都已对晋江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硬性约束。杨益民算了笔账：晋江土地面积仅占福建全省的0．5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省的0．4％左右。依靠这么点可怜的家底，至2009年，晋江承载了全省4．4％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省6．5％的地区生产总值、9．74％的工业增加值和很大一部分出口。

　　人稠地狭的晋江，环境容纳能力脆弱，而制革、石材、陶瓷、漂染、电镀等行业，对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矛盾已臻于尖锐。“如果未来继续奉行传统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统天下，晋江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承载？”杨益民告诫在座的企业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不能实现转型升级，前景堪忧。

　　“小拉链”攀向产业高端

　　4月18日下午，晋江深沪镇浔兴股份福建公司，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未来，我们将尽快实现用机器自动化生产，替代人工作业。”浔兴福建公司总经理张田说。

　　浔兴福建公司目前有员工近4700人，除一部分生产环节已实现机器替代外，其余仍离不开人工。张田说的机器，是浔兴自主研发的专用生产设备，一台即价值130多万元。

　　拉链行业，日本YKK集团是目前全球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每年生产拉链84亿条，占全球高档拉链市场份额高达45％。浔兴位列其后，排名第二，但占中国中高档市场份额仅15％左右。差距如此惊人，关键在于YKK掌握了高档拉链生产设备的核心技术，并申请了专利，其他企业不得使用。

　　张田算了笔账，在YKK，一个工人可管理操作20台机器，而浔兴目前只能做到一个工人管理操作两台机器。如果加上YKK机器设备、工人素质优于浔兴等因素，相当于YKK的生产效率高出10倍以上。这帮助YKK极大抵消了日本工人工资水平高的不利因素，获得了相对浔兴等中国拉链公司的竞争优势。

　　幸运的是，浔兴很早就开始重视研发，每年拿出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三点多投入研发。耐心投入见到了成效，这家20年前成立、最初用手工敲制拉链的企业，终于有了自己的自动化设备。更让浔兴上下兴奋的是，7年里投入3000多万元研发，终于在高端精密金属拉链技术方面获得突破，是目前国内极少数掌握该技术的本土企业之一。

　　4月初，凌志集团中国公司决定，在旗下一些品牌服装上试用浔兴金属拉链。拥有ONLY、VERO MODA等全球知名品牌的凌志集团，每年销售额达300亿美元，以往的拉链供应几乎为YKK垄断。现在，包括七匹狼、利郎等晋江知名品牌，已开始大规模采购浔兴的金属拉链。

　　相较于尼龙、塑料拉链，高档金属拉链附加值最高，一条这样的拉链，价格是尼龙拉链的5至10倍。“未来几年内，浔兴福建公司的销售收入可以翻一倍，其中大多数都将是高档金属拉链的贡献。”张田说。以往价格高高在上的YKK，终于开始放低身段与浔兴正面竞争了。

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更新机器设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浔兴只是很多晋江企业努力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一个缩影。杨益民提醒晋江企业家，未来传统产业的竞争，某种意义上将是设备和技术的竞争。晋江企业要升级转型，首当其冲就是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其次就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优化管理。

　　杨益民寄望晋江企业，瞄准新兴产业、电子商务、国内外两个市场和绿色经济，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转’还是‘不转’的问题，而是‘快转’还是‘慢转’、‘主动转’还是‘被动转’的问题。”杨益民说，“不同的抉择，将导致不同的前途，不同的命运。”

　　内销救活了外销型企业

　　4月21日下午4时，香港联交所收市时间。利郎副总裁胡诚初下意识拿出手机，屏幕显示，利郎股价当天大涨4．75％，报收于9．7元，盘中创出10.1元的上市后新高。

　　胡诚初唏嘘不已。去年9月25日，利郎正式上市交易，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恐慌性情绪影响，当天即跌破发行价。神奇的是，半年内，利郎股价不仅收复发行价，还翻了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外向出口型企业订单平均下降三成，但受益于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包括安踏、361°、利郎、七匹狼等晋江内销型品牌企业，纷纷逆势增长，营业额普遍保持了30％左右的增速，利润增幅更是惊人。

　　利郎此前发布的2009年业绩报告显示，公司营业额15.6亿元，同比增加37.4％，全年净利润3．03亿元，同比增96.6％。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渐次加深，杨益民一度非常担心晋江企业的抗压能力。但内销品牌企业的表现让他放了心。早早起步做内销做品牌的晋江企业，不仅自身抗压能力大大增强，还帮助救活了一批外销型企业。晋江拥有内销型品牌企业100多家，政府鼓励这些企业向本地中小企业调拨贴牌生产业务。这无异于给处于风浪中的出口型中小企业放下了舢板，帮助它们逐步实现了“出口转内销”，安然度过金融危机的冲击。

　　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晋江拥有334家产值超亿元企业，完成该市工业总产值的67.7％。其中，恒安集团营业收入超100亿元，安踏集团营业收入超60亿元。其中85家品牌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2.5％。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安踏、七匹狼、利郎等企业冒险创品牌的故事反复被后人玩味。充斥电视屏幕的晋江品牌广告，一度被称之为“晋江现象”。号称“品牌之都”的晋江，拥有一批国人耳熟能详的企业：做运动鞋服的安踏、特步、361°；生产“心相印”纸巾的恒安集团；服装行业有利郎、柒牌、劲霸、七匹狼、九牧王；拉链行业龙头浔兴；食品行业的蜡笔小新、盼盼、亲亲；摩托车行业则有三力、耐特克……

　　与东莞、昆山等地接近100％的外贸依存度相比，晋江这一数据仅为55％。也就是说，晋江经济增长只有55％依赖进出口，不仅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65％的外贸依存度。

　　全球金融危机中，尽管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幸运上了内销企业放下的“小舢板”，但期间的风险，已迫使这些企业开始摸索自救转型之道。工商企业界千人大会上，杨益民提醒晋江企业，要总结过往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大力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要抓住国家启动内需的契机，进一步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最新统计显示：晋江，小小一个县级市，即拥有上市公司23家，另有后备上市公司78家，2009年纳税占财政总收入的 32.44％。

　　从1995年晋江开始实施“质量立市”战略，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及时提出“品牌立市”战略，再到本世纪初的“企业上市”战略……喜欢唱《爱拼才会赢》的晋江人，不断突破，闯出了一条区域经济不断升级转型的清晰道路。

　　2003年调任晋江的杨益民，见证了这一过程。在他看来，晋江经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有“下南洋”传统的晋江人，热爱创新和冒险；而当地党委政府，能够及时发现企业闯出的新路子，并顺势加以推动引导。其间，良好的政企互动，不可或缺。“对于民间的各种有益尝试，政府起到了引领、推动的作用，而不是阻碍其创新。”杨益民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和政府各自该起什么作用，一直存有不同认识。杨益民认为，一个地方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是主体，政府是主导。“只有把两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协调起来，才能转得早、转得好、转得顺。”

　　1998年安踏创品牌成功，晋江市及时提出“品牌立市”战略，推出激励政策，创中国驰名商标者，奖励100万元；对创国家出口免检产品、福建省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不同档次奖励。至今，晋江已累计兑现奖励1亿多元。

　　同年，恒安集团在香港上市，开内地民营企业登陆香港联交所先河，晋江市即于2001年成立“上市办”，鼓励并扶持够条件的企业上市。企业成功上市可获财政奖励金330万元。

　　杨益民认为，经济升级转型，是政府“谋长远”之举。掌握资源的政府，必须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和导向作用。比如，对于严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要坚决依法关闭；对圈地占地、开而不发的企业，要坚决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严格监管，不仅能将劣质企业淘汰出局，更重要的是，可腾出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他说。

　　东南沿海一些地方，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环境破坏严重，城市公共建设滞后。这不仅降低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削弱了当地对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持续吸引力。在杨益民看来，这正是晋江需要“补欠账”的地方，也是未来经济升级转型中，政府可为之处。

　　在最新规划的蓝图里，晋江是一座宜商宜居宜创业的美丽海滨城市，这里不仅有不断升级的产业集群，更有成片的技术中心和教育园区，人才荟萃。

　　经济升级转型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然引起发展理念、要素配置、既得利益等各方面的调整。“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都要坚决破除思想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冲破旧有思维模式和传统发展路径的束缚，立足于早转、快转、主动转，方能在新一轮竞争中保持领先。”杨益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