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

　　桐乡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现在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有70多处，已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普安桥遗址、金家浜遗址、叭喇浜遗址、徐家浜遗址、新地里遗址、姚家山遗址、白墙里遗址等，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其中玉器文物占了很大的比例。玉器种类有璧、琮、钺、冠状饰、三叉形饰、耘田器、镰、端饰、半圆形饰、椎形饰、柱状饰、镯、璜、瑗、臂饰、兽面饰、带钩、纺轮、鸟、管、珠、坠以及各种形式的小玉片等２０几个品种。基本上可概括为三大类：即礼器、佩戴饰物和镶嵌饰物，其中以玉琮、玉璧、玉钺、冠状饰、三叉型器等礼器最为引人注目。应该说，在江浙沪良渚文化分布地区能像桐乡那样，玉器出土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是不多见的，特别是近年来在崇福新地里、屠甸姚家山、凤鸣白墙里等良渚文化墓葬中都有大批精美的玉礼器出土。

　　桐乡市博物馆现藏有良渚文化玉礼器８０多件，出土范围主要分布在桐乡的东南部地区，大多发现于贵族墓葬，属于良渚社会权贵阶层专有，其墓葬的墓坑比较宽大，均有葬具，有的墓内除棺以外还有椁。随葬品少者１０件，多者数十件，明显地显示出墓主身份和一般平民在等级上的差异，墓葬中玉石器占的比例远比一般墓葬高，大多在90%以上，陶器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凡是有玉琮、玉璧、玉钺、冠状器、三叉型器等良渚文化礼器出土的墓葬，礼器大多组合同出，以新地里、姚家山、白墙里等良渚文化墓葬为例，其中同出代表良渚文化墓葬最高等级的玉琮、玉璧、玉钺、冠状器、三叉型器的墓葬有3座，同出玉璧、玉钺、冠状器、三叉型器的墓葬有2座，同出玉璧、三叉型器的墓葬1座，同出冠状器、三叉型器的墓葬有2座。从这些墓葬中我们已明显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氏族权贵集政治权和宗教权力于一身，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墓葬随葬品上看，形制较大的墓，不仅有大量的玉礼器随葬，而且还有其他随葬品。这些玉礼器的随葬，一是表明死者生前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威，标明身份，二是表达了生者的美好愿望，让死者能够在冥冥之中，仍然靠礼器或法器的力量，保佑活着的人。《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礼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黄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近代学者对玉礼器的用途也多有考证，如美国已故学者张光直先生认为琮应是巫师用来贯通天地的法器，是财富的权力和象征。

　　桐乡地区为何能有如此多的良渚文化玉礼器出土？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桐乡地处浙江北部，与良渚文化的中心——余杭良渚镇相距仅40公里，境内河道纵横，气候温湿适宜，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桐乡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丰富了良渚文化的内涵。从1995年中日联合发掘的普安桥遗址开始（分1995年、1996年、1998年三年完成），1996年在屠甸金家浜遗叭浜遗址、章家浜遗址和徐家浜遗址、 2001年3月在崇福新地里遗址、 2004年10月在屠甸姚家山遗址、2006年8月在凤鸣街道白墙里遗址、2007年11月在高桥濮濮桥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每一次发掘，不管是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少，都会给人以惊喜。像普安桥遗址发现了墓地和居住房屋共存的现象，第一次完整地发掘出了房屋遗址；新地里遗址打破了以往良渚墓地的数量上限，为目前已知的良渚最晚期聚落址；姚家山遗址是近年发掘的最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发现了象玉耘田器、玉镰等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的新器种；白墙里遗址发现了象牙权杖等等，极大地丰富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以玉琮、玉璧、玉钺、冠状器、三叉型器等礼器最为引人注目。桐乡地区良渚文化与其他地区的良渚文化相比较，无论是遗址的分布密度，出土玉器的数量、品种，可以说在嘉湖地区是首屈一指的。这样的话，那么多的良渚文化玉礼器在桐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