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是一场接力赛

　　桐乡市急救医学中心。受访者供图

　　杨超(左)和徐月勇将病人抬上担架。中心见习记者肖芳/摄

　　徐月勇(左)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受访者供图

　　急救，意味着要和时间赛跑。

　　这场比赛的第一棒是患者的呼救电话，第二棒是120调度员指挥救援，第三棒是救护车司机和急救医生赶往现场，第四棒是抢救室医生急救……他们一边和时间赛跑，一边把生命“接力棒”往前传，尽全力跑在死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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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就好”

　　在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西门右侧，有一栋两间的平层，那是救护车司机的值班宿舍，每间房里放着2张上下铺床，下铺有被盖，上铺用来放杂物，各有一台小电视机，墙上挂着值班表。一共有7位救护车司机在这里度过自己的24小时甚至36小时。司机和医生夜晚基本都是和衣而睡，因为一旦接到120指挥中心指派任务，司机和医生就要立即出车，司机们基本是人在哪儿车在哪儿，他们穿着荧光黄色的冲锋衣，和时间赛跑。

　　车队负责人徐月勇，今年49岁，脸上总挂着淳朴笑容。1月13日，老徐和我在他的宿舍见面。絮絮叨叨中，拉开了15年的记忆大幕。2005年入行至今，老徐参加过疫情转运、乌镇互联网大会及各类重大会议保障、马拉松比赛等体育赛事保障……2008年汶川地震，老徐开着救护车，一去就是28天。白天在陡峭山路上贴着山路开车，一趟趟运送受伤人员；晚上睡在田间的帐篷里，地下翻涌着一波又一波余震。

　　15年来，老徐目睹过各种各样的病痛、伤亡。他们要直面血淋淋的场面，要面对痛苦的病人和泪流满面的家属，有时还会碰到与妻子闹矛盾想要闹跳楼的丈夫……不管即将面对什么，他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快！值班的休息间隙，司机们都不敢睡沉了，怕不能及时接任务出车。最忙的时候，老徐一天出车20多次，从早上8点半起几乎没下过车。“做了这份工作嘛，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老徐的信念朴素自然，无关宏大。

　　8点43分，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老徐脸上的温润劲儿迅速褪去。他机警地接上医生迅速出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把急救车开得又稳又快，眼睛一边迅速“扫描”路号、楼号、单元号，最后准确地停在急救地点。停车、拿担架，老徐一系列的动作显得十分熟稔。

　　这是一名84岁的患者，180多斤重。老徐、同去的医生和两名家属，呼哧呼哧把老爷子从4楼抬下了楼。上了车，老爷子有点不好意思：“你们辛苦啦！我就是支气管炎发了，可是自己走不动。”

　　“叔，你没事儿就好。”

　　老徐说，市一院急救车队一共有7名驾驶员，都有急救证，年纪最小的30岁，年纪最大的50岁出头。像老徐这样50岁左右的驾驶员有好几个，但执行起任务来身手敏捷地都像小伙子。他说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这一棒，他总是尽力跑得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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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做的我都会尽力而为”

　　2020年，桐乡市120指挥调度中心总计指挥出车19005次，其中接收病人13546次，疫情转运2288次。生命“接力赛”每天都在进行，24小时守护，全年无休。

　　11点10分，午饭时间将至，120指挥中心调度老徐和杨超前往先锋新村。坐上车后，我简单地了解了一下眼前这位杨医生，今年30岁，北方人，2017年大学一毕业就来了市一院急诊科。

　　救护车一路狂奔，不到10分钟便抵达先锋新村，病人年逾古稀，曾脑梗过3次，卧床不能活动。由于家属急救电话打得较晚，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杨医生和老徐抵达时，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在回医院的路上，杨医生在疾驰的救护车上给病人做心肺复苏。抵达医院后，医生护士又对病人展开了30多分钟的急救。杨医生说：“虽然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几乎不可能生还了，但考虑到家属的感受和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们还是会去试一试抢救。”在中国医护人员的观念里，生与死不仅仅是科学意义上的界定，它连带影响着病人身后许多人的情感，在生死背后，还有人的悲喜需要关照。

　　当我问起杨超为什么想当医生时，他腼腆地说起初中时在《读者》里看到的一篇文章。文章里，那位美国的赤脚医生只帮助穷人拔牙或处理伤口，而且都是免费的。他觉得这样的医生很伟大，于是萌发了做医生的念头。

　　一个单纯的信念就这样变为终身的使命。他说，做院前急救的3年来，最深刻的感受是“生命为大”，常怀敬畏之心，但也会有瓶颈期的苦恼。听到此，我以为杨医生的苦恼跟职业前景有关，但他却说：“不是所有的出车都有好的结果。就像刚才那位病人，如果他能够被救活，我的成就感会多些。”

　　医生在无能扭转的死亡面前，也常感无力。

　　像老徐和杨医生这样的院前急救人员，担负着帮病人争取更多救治时间的重任，紧迫感和压力时时存在，对此，老徐和杨医生说过同样一句话——“我能做的我都会尽力而为。”在解答“该如何拯救生命”这个难题上，“尽力而为”是最真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