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依托“三治融合”描绘基层社会治理新画卷

　　“郡县治则天下安”。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桐乡，正是全国“三治融合”发源地。

　　2013年，桐乡以“红船精神”为引领，立足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桐乡，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6年来，三治融合“桐乡经验”得到不断深化，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一约两会三团”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成为桐乡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从“你们的事”到“我们的事”

　　开发区(高桥街道)越丰村是沪杭高铁、沪杭高速的“双出口”，站点征地建设使村里面貌新旧对比鲜明，而拆迁及其激起的层层浪花却把基层治理这个难题推出水面。

　　越丰村党委书记沈春雷回忆，作为重点拆迁村，那段时间村干部挨家挨户做村民思想工作，跟他们讲政策，平衡每家每户的利益……他坦言，那是最累最难的一段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桐乡率先在越丰村试点启动“三治”建设，组建了三支民间团队——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百姓参政团召集村民参与村内大小事务决策；道德评判团发挥崇德向善力量，与村民“交心”减少社会矛盾；百事服务团成立义工、志愿者服务队，为村民提供贴心组团式服务。

　　“还是得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沈春雷告诉记者，让村民自己组团去做思想工作，效果比村干部好，“他们是为村庄共同利益代言，更有说服力。”

　　从那时起，桐乡的基层治理模式逐渐从“替老百姓当家”“大包大揽”向“让民做主”“共建共享”开始转变，桐乡大地因“三治融合”发生着改变。

　　距离越丰村数公里的三村村曾因为村民环境意识薄弱，将菜窖里腌制榨菜的水直接倒进河里，村里的秀水浜就成了村民嘴里的“臭水浜”。最终，在“三治融合”带动下，村民们主动放弃了租金高昂的菜窖，自愿填埋，合力把臭气熏天的菜窖变成了绿地花园和池塘……如今的三村村鸟语花香，目之所及尽是美景。

从“不关我事”到“我来管事”

　　以自治“激发活力”，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在桐乡，“三治融合”不仅在城乡社区中推进，也在企业、车间、工地、农贸市场中推进，甚至还在违法建筑的拆除、城乡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置、新居民管理、助推产业兴旺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现着旺盛的生命力。

　　梧桐街道桃园村因槜李闻名，但这里曾经不仅基础设施薄弱，村民们也都是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近年来，通过积极探索“三治+美丽乡村建设”的融合创新，桃园村一方面利用起现有自然条件，深度挖掘槜李的品牌文化，建立了槜李合作社和博物馆，发展农旅、文旅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另一方面，依托“三治融合”，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村里的各项事务中，群策群力打响“桃园槜李”品牌。

　　如今，“桃园槜李”早已成为桐乡的一张金名片，而桃园村作为一个集乡村振兴、“三治融合”、乡村旅游于一体的新型示范点，正焕发出更强劲的内生动力。

　　“三治融合”建设是“守初心”的内在要求，也是“担使命”的自觉行动，更是“找差距”的现实需求和“抓落实”的生动实践的具体体现。作为“三治融合”发源地，桐乡不仅依靠“三治融合”走出了一条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更为其他地方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桐乡经验”。

　　今年5月，我市第二批11名东西部扶贫协作干部人才奔赴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展开挂职帮扶工作，他们不仅带去了优质种苗和技术，也把“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经验带到那里，成为解决当地社会治理难题的一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