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深处是我家

　　“运河蜿蜒，情意绵长，水墨深处是美丽故乡……”听着刘桐的《我自爱桐乡》这首动情的歌，沚水样的心起了涟漪。因为水墨深处就是我的家。

　　运河支流无量桥港，流经河山镇境内，穿越石栏桥村时，南岸有一个绿树掩映一色红瓦居住着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2005年征迁前，这里都是零零落落的单家独户。再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家居住着草房，因此，当地人更习惯于称这儿为“蓬子里”。

　　“蓬子里”这个名字既形象又好记，所以，村里的人走出门去，人们都称作“蓬子里人”。小时候，我被称之为“蓬子里人”，像是有点被歧视的感觉，抬不起头来。长大后，怕姑娘不愿意跟我搭话，便小心地躲避着这三个字。现在当别人问起我的身世时，我会理直气壮地说：“蓬子里”。这名字倒反而让我有了时代感和自豪感。

　　上世纪初，我的先辈仓皇流离，于天苍苍野茫茫间觅见了这一方泽国，遂在此安顿下来。从此，人类文明的曙光便眷顾了这块静土。

　　初来乍到的外乡人落脚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就地取材，利用茅草搭小草棚。由于草棚实在是小，只有“人”字形的两面，架在地里挖的坑上边，北边则用家什堵着，南面是出口。这个方圆几里的开阔地从来没个名称过，所以当初就有人给它取名叫“小草棚”。

　　后来随着逃难定居的人越来越多，这里陆续搭起了几间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草棚。既然有人居住就有人出入，因为本来就没有路，所以出入的和经过的人大多是抄近路走。冬天雨水少，野草枯了就走直线。夏天雨水多，野草长了，有些低洼地段无法通过，只好绕道而行走曲线，因此出现了像剪刀叉一样的小路，于是又有人称这儿为“剪刀路口”。

　　剪刀路口具有人少，草深，小树杂，小路多的特点，各家的草房朝向也没个准儿，有的东南，有的西南。凭着太阳认路的行人，有时确实会糊涂了时辰迷了路。

　　据说当年日本鬼子在西圣埭一仗中吃了亏，想要报复。为了防止游击队藏匿在茅草丛中，也走进了剪刀路口进行搜查，结果竟然迷失了方向，只好通过放朝天枪，发出求救信号。费了好大的劲才得以解脱，从此，这里倒反而成了躲避战火的安全场所。

　　解放后，这里聚集了近二十户人家。土改后组织合作社，根据这里有一个斜圣堂就取名为斜圣堂合作社，人民公社时就改名为斜圣堂生产队，但很多年长的人还是改不了“蓬子里”这个称呼。

　　也许是贫穷锻造了他们筋骨，也许是苦难历练了他们的坚持。附近的人对“蓬子里人”有一个共识：“特别能吃苦，特别勤劳。”他们有毅力，特别善于负重。他们背负天空，也背负大地，包括背负自己的伤痕和泪水。而土地也没有辜负他们的“苦”，总是在他们身后开出花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李家率先将草房改建成油毛毡房，摆脱了“晴天一百廿个日头，雨天一百廿个钵头”的窘境。接着钱家在楝树梁条竹椽子的上面铺盖了平瓦，开启“蓬子里人”住瓦房的先河。七十年代的门槛刚过，我的父亲用“乱砖头”加“接柱头”建起了村上的第一幢楼房，被人尊称是登高而居敢于吃螃蟹的领跑者。令邻村祖祖辈辈居住瓦房的人发出“啧啧”的赞叹，同时投来不可思议的惊讶目光。

　　没有公路时，这里与外界的唯一通道是一条只有容得下五吨水泥船行驶的小河，也是大运河的末梢神经。就是她滋养着这一方人家。小河距人家很远，因此造房子时单是搬运砖石，就可以写成一部惊险小说。他们似燕子衔泥那样不分昼夜；他们如水滴穿石那样长年累月。勤劳竟然让他们忘记了什么是苦，竟然让他们看到了幸福的希望。

　　征迁后，村民不但住进了一色的小洋房，还不忘节俭创业的本分。迄今为止，20多户人家在桐乡，嘉兴，湖州，杭州，南昌，大理，上海等地也有了商品房。

　　这里，人们还有一个共识：读书。读书是改变寒门子弟命运的快捷路径。今年82岁的冯雪顺当年毕业于新安江水利水电学校，后退休于桐乡煤矿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成为小村里第一代的文化人。后来，冯雪康、戴正富、钱正贵等都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接着高雪祥成为江西省武警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转业后担任江西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六次将“神舟”送上天的燃料总工程师冯永利更是小村人的骄傲。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里，走出去的，单是大中小学教师就有10多个，从事医药，金融，证券交易，房地产业和个私企业的就有8人，政府机关工作的有6人。这里，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不下20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之间。这里，百岁以上的老人有过两位，九十岁以上的有过五位。这里没出现过刑事犯罪，也没出现过一个光棍。我为我家而骄傲，我爱我的家。

　　“梦想的阳光，把明天点亮”刘桐的歌还在唱。水墨深处我的家“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