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钱还钱见真情

　　马一浮

　　1937年11月初的一天，日寇的一架双翼侦察机从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低低飞过。丰先生坐在缘缘堂的餐室里，通过玻璃窗望出去，甚至可以看清机上的人影。石门湾是个不设防的小镇，没有一个军人，居住的纯属民众妇孺，但日寇的侦察机低空盘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似乎觉得非常满意，立刻就派出轰炸机前来屠杀。一轮轰炸过去，石门镇的许多平房被夷为平地，所幸丰子恺的缘缘堂没有挨炸，全家老小赶紧逃离小镇，到乡下亲戚家暂时躲避。

　　战事日益趋近，嘉兴激战，石门一带部队已开始布防。一位名叫张四维的连长告诉丰子恺说：“为求最后胜利，贵处说不定要放弃。”这时，丰子恺开始打算率全家老小逃离战区。逃往哪里呢？也许是缘份也许是巧合，当地的邮局正好迁在丰先生住处邻近，他们送来了一封信，是马一浮先生从桐庐寄来的。马一浮在信中询问石门附近的战况，并说他已由杭州迁居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丰子恺立刻做出决定，先走杭州，溯江而上到桐庐，投奔马先生。“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丰子恺如是说。

　　逃亡前夜，检点收拾完所有行囊，丰子恺才发现最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准备，那就是钱！丰先生向来不善“理财”，他曾经说过：“钱一多，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的。”所以钱经常是一手来一手去，到一家老少十多个人打算逃难时，手头竟然仅有几十块钱。好在还有平时给六个孩子的“红纸包”：每逢孩子过生日，丰先生都会封一个“红纸包”，上写“长命康乐”之类的文字，内封的银元数同孩子的岁数。得了“红纸包”，孩子们照例是不拆开的。今天大家一起拆开，充作逃难费用，一共凑得四百余元。

　　租船逃到桐庐，一路坎坷艰难惊险自不必多说，能与马先生在桐庐会面，可说是极大的欣慰了。丰先生在《桐庐负暄》中说：“马先生平时对于像我这样诚敬地拜访的人，都亲切地接见，谆谆地赐教。山中朋友稀少，我的获教就比平时更多。这时候正是隆冬，而风和日暖。我上午去访问，马先生就要我和星贤同去负暄。僮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砂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放下水烟筒，也拿支香烟来吸。”

　　好景不长，战火渐渐逼近桐庐，丰子恺决定再次西迁，远走大后方。他先是劝马一浮同行，但马一浮认为“寇能沼我都市，不能夷我山川”，不愿意远行。这时，丰先生身边的四百余元钱，还剩有三百多元，而随他一起逃难的亲友有十多个人，路费已很紧张。但考虑到如果形势恶化，马一浮亦不得不远行时，还是分出一部分钱叫人送给马一浮。马一浮当即送还，并且坦率地告诉丰子恺，自己还能对付五六个月。

　　战火不断蔓延，马一浮也不得不踏上逃往内地的路途。已经到达长沙的丰子恺知道后，立即汇寄出百元供马一浮路上开销。马一浮制止不及，到1938年8月在桂林汇合，才当面退还。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升西，丰子恺发愿为弘一法师造像百尊。他说，因为弘一法师“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之上”。到了1943年2月至4月间，丰子恺从泸州、自宫、五通桥一路来到乐山。丰子恺这次去乐山，一方面是约请早已来到乐山的马一浮为弘一大师作传，另一方面是举办个人画展。画展毕，丰先生有了收入，就开始惦记起马一浮的生活。据马一浮先生的弥甥女丁敬涵老人回忆：丰子恺看到马一浮的生活比较清苦，离开乐山前交给前来送行的王星贤一千元钱，说是对马一浮的“香烟供养”。当时，马一浮目睹大量书籍遭受战火毁灭，十分痛心。为保存、传播古籍，给后人多留下一些文化种子，所以他所主讲的复性书院，虽然常有“在陈之厄”，仍一直坚持传刻古书，自己还鬻字刻书。当王星贤告诉马一浮丰先生留下一千元“香烟供养”钱时，马一浮立刻决定用以刻书，同时给丰子恺写信，他写道：“香烟供养如何敢当……拟请移作刻书特捐。此则以道理供养天下人，胜以烟云供养老夫，其功德何止千百倍耶！”

　　最后一件与钱有关的事，发生在六十年代。这时的马一浮，虽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的关心与照顾，专门拨款让他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但马一浮的白内障日趋严重，有时必须写的信也是“瞑目”而作。新加坡广洽法师等友人得知，特地觅得白内障药物寄到国内。马一浮收到以后就给丰子恺写信：“广洽师惠寄药物两次均收到，此项药物纳税颇重，前后共纳四十余元，实属不堪负担，洽师好意为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四十余元”，确实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呢！而马一浮向来生活节俭清廉，除了读书买书，很少有其他开销。

　　(本文摘自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星河界里星河转》一书，由上海市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