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父先生轶事

　　端父先生姓钱，名中，因为是端午日出生的，所以取字为端父，“父”与“午”谐音，后以字行世，以前崇德一带的知识阶层中，只知有“端父先生”或“钱端父”，少有知钱中之名的。

　　端父先生是桐乡灵安镇(现在已改称凤鸣街道了)李王庙人。李王庙是一只小庙，不知建于何时，也不知祀奉的李王是何许人。庙后有一个大池塘，池后有一个大村庄叫钱家门，以前都是长埭头的老房子，一看就知是不一般的属于乡绅一类的殷实之家。我老家与李王庙相距只五里路，而且我大姑妈嫁在钱家门，姑夫家与端父先生是近支同族，辈份是他的侄孙，所以我小时候是经常去李王庙的，也见过端父先生。印象中，端父先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尽管已七八十岁了，但腰板笔挺，走路拄一副拐杖。有一次，我与祖母去姑妈家做客，恰逢邻村放露天电影，是越剧《红楼梦》，下午四五点钟，太阳还老高，放电影的轮船还没有开来，端父先生早早出发去看电影了，他的老妻背一只竹椅子走在前面，陪伴着他，慢腾腾地经过我姑妈家的道地时，我祖母出来与他打招呼，称他为“端父先生”。

　　端父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在那里结识了一些王公贵族子弟和几个外国教师，他还会说日本话，毕业后回到崇德，在上世纪30年代任县党部监察委员，后改而从教，先后在崇德晚村小学、德清中学等校教书。抗战期间，他正在德清新市镇周围的水乡辗转避难，一日，恰与日本兵遭遇，躲避不及被掳获，几个日本兵见他是一个身着长衫、手掌上无老茧的白面书生，正准备枪杀他时，端父先生用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他们交谈起来，日本兵惊诧万分，万万没想到在如此僻远的乡下竟然还会遇见一个会日语的人，坚信此人决非等闲之辈，便立即改变主意，带走了他，并以礼相待，但端父先生坚持民族气节，始终不肯为日本人干事，日本人也拿他没办法，最后只得放了，让他继续去教书。

　　大约是1978年，桐乡南门的汽车新站落成(现在是早已拆除了，位置在今电信大楼)，需要一个书法家来书写站名，当时的领导找到邹老师，邹老师推荐了端父先生，于是一起来到李王庙找到他。端父先生起初不肯写，说自己久未舞文弄墨，很生疏了，况且手头一无笔二无墨的。县里去的人立即去小集市上买来笔墨，但店里只有小号的毛笔，没有大号的，欲回桐乡城里购买，端父先生说：“算了，不必跑来跑去，笔好不一定字就好，字好也不是笔一定要好，我有办法。”他找来一把剪刀，从墙上挂着的旧蓑衣上剪下一把棕毛，扎在一根竹筷上，蘸饱墨汁，一口气写下“桐乡站”三个大字。这三字后来竖立在汽车站站顶十多年，懂行的人都说它端庄古拙，但知道是出于书法行家端父先生之手的，恐怕没有几个人。

　　对于端父先生亲笔写的字，我只见过一次，而且还只是铅笔字。那已是大约二十年前了，一次我去小集镇龙王庙诊所闲坐，医师颜荣坤，是我熟识的，方圆十几里颇有声望，我尊称他伯父，他一见我，很高兴地说，前几天端父先生来诊所看病，相谈甚欢，还请端父先生写了几行字，只是一时找不到毛笔，顺手用铅笔代替。伯父取出纸条，我一看，字迹果然不凡，古朴苍劲，力透纸背，根本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写的，可见他的功底是如何厚实。前一段时间，我碰到这位伯父，问起这张纸，他说搬了几次家，早已不见了。可惜。

　　端父先生还善治印，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其父钱介山所创建的钱林印社，这是一个比西泠印社还早的刻字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