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桐乡桑苗

　　崇德、桐乡桑苗最早始见于《晋书?慕容宝传》：“先是辽川无桑，及(慕容)廆通於晋，晋求种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吴来。”吴即吴郡，当时，崇德、桐乡属吴郡地域，桑苗已有很大改良，故有桑苗出售。明代初，朱元璋重视农桑，一些种桑郡县需要的桑苗或因本地桑苗质量差的农民则从桑苗产区求购。正德年间(1506-1521)安徽泗州知州汪应轸劝课农桑，来嘉兴产苗区的崇德、桐乡等地购买桑苗种植。

　　清初，丝价远贵于粮价，刺激了农民栽桑养蚕积极性，说“多种田不如多治地”“种桑三年，采叶一世”(《补农书》)。其时，桑苗的自由买卖是一件平常之事，一部分种桑养蚕的农户，在商品桑苗形成的过程中，成为桑苗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康熙年间(1662-1722)，粮桑种植结构又发生变化，崇德县的桑地面积比明万历九年(1581)增加2.3倍，使桑苗交易更加活跃。咸丰十年至同治九年(1860-1870)，崇德、桐乡、海宁等地桑苗开始应用“袋接法”，大量繁殖嫁接苗，并开始出现专业性桑苗圃。产苗区的外销桑苗大都从石门运出。交易季节，运河两岸载运桑苗的船只来往不绝。同治十三年(1874)，日商也来桐乡购买桑苗。在光绪元年至二十年(1875-1894)的二十年间，境内的桑苗生产“一帆风顺”，并成为省内的重要桑苗产地。民国初期，桑苗生产继续发展。至民国11年(1922)，浙江全省桑苗生产进入旺盛期，总产苗5000万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恢复蚕桑生产，人民政府派蚕桑指导员下乡，广泛动员农户开展以缺株补植为重点的老桑园改造，桑苗需求量急增。对困难户由人民银行给予购苗贷款，由供销社组织桑苗调运。其时，外地非苗区蚕农也纷纷向境内苗区购买桑苗。1949年，崇、桐两县合计育苗面积650亩，产苗1300万株。桑苗销售大多以大米交换，大号嫁接苗，一升大米(折0.75公斤)约可换购桑苗5株。1953年，两县育苗面积增至2076亩，苗价比较平稳，一升大米可换购大号嫁接苗14-15株。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的社论，要求至1962年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蚕丝生产的最高水平，《社论》提出“当前首先要巩固现有蚕区”，促进了境内育苗事业的发展。1965年境内育苗面积达2250亩，产苗6750万株，其中外调桑苗1876万株。1970-1975年，桑苗主要供县内“平土改桑”之用，并保持了桑苗商品化生产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桐乡蚕桑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商品苗需求逐渐趋旺。其时，丝绸外贸形势看好，茧价调整，刺激了种桑养蚕的积极性，桑苗生产走上了兴盛阶段。1981年全县桑苗面积达7629亩，产苗26701.5万株，除外调桑苗6980万株外，境内栽桑19721.5万株。1983年全县桑苗面积上升到10413亩，产苗3.6亿株，其中销往全国各地的商品苗达3.2亿株，占产苗总量的88%。

　　苗区在销售旺季，集体、个体都在公路两旁设摊收购，按质论价，随行就市，苗市十分活跃。1987年后，国家对“老、少、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缘山区)地区提出发展蚕桑，脱贫致富的扶持政策，外地来桐调苗人员不断增加，需求量激增，苗农积极性高涨。并打出桐乡桑苗品牌，从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单位引进“大中华”、“农桑8号”、“农桑12号”及“育711”等优良桑品种，并逐步替代长期以来推广的桐乡青、荷叶白、湖桑197、团头荷叶白“四大”老品种，这是育苗史上的大突破。之后，省农业厅又确定在同福乡、灵安镇和高桥镇的史桥、亭桥等地区建立浙江省品种桑苗繁育、中试基地，为以后的桑苗业开发创新奠定了基础。2016年，嫁接桑苗单株价格高达0.7元，创历史新高。当年12月还组合20万株嫁接桑苗出口到“一带一路”沿途的乌兹别克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