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与《补农书》

　　张履祥(1611—1674)是明清之际的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农学家，浙江桐乡人，世居清风乡炉镇杨园村(今桐乡市乌镇镇杨园村)，学者称杨园先生。他一生撰写过许多著作，他的著作被后人编订为十六种、五十四卷，其中包括《补农书》二卷。《补农书》详细叙述了嘉湖地区明末清初时期的农业技术和农村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得以了解先民在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有哪些成就与经验。

　　张履祥于顺治四年(1647)得到《沈氏农书》，该书系沈氏(已佚名，明代末年湖州府归安县涟川人)所著，张履祥对此书加以辑录整理并作有跋文，具体包括“逐月事宜”十一条、“运田地法”二十条、“蚕务”四条、“六畜”五条、“家常日用”十一条，共五部分。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应好友徐彬的请求，并根据自身农业实践所得经验，对《农书》加以详细增补，此即现在的《补农书》下卷。具体包括“补《农书》后”、“总论”、“附录”三部分，其中“补《农书》后”共二十三条，介绍了当时的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的技术；“总论”共九条，将农业生产以外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论述；“附录”共八条，收录了有关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和部分农业技术。沈氏所著的上卷，以水稻生产为主而兼及栽桑、育蚕，反映了当时一个农村经济阶段的末尾；张氏所著的下卷，则以栽桑、育蚕为主而兼及水稻、春花生产，又反映了另一个农村经济阶段的开端。

　　《补农书》作为一部杰出的地方性农书，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湖州、嘉兴地区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和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此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和社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补农书》是写给农民看的，目的是推广农业生产经验。因此，文字比较通俗，明白如话一读就懂。书中还引用了不少当地农谚，如“粪多力勤”、“深耕易耨”、“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等。这些农谚总结了当地农事季节、农业经营，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既简明扼要，通俗生动，又上口易记，同时科学技术含量较高，语言的美感性较强，具有农学和文学双重价值，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中雅俗共赏的精品。

　　《补农书》有益于民生日用，广泛流传于浙江、江苏、安徽及其他东南诸省，甚至在清代就被地方官员介绍到四川盆地，对该地区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有一定范围的影响。凡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学者，皆视之为必备的参考文献，学术价值很高。20世纪50年代，农史学家陈恒力、王达与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王澜一起亲自到张履祥的故里—桐乡县炉头镇杨园村进行社会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采用融古今于一炉的方法对《补农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撰写了《补农书研究》一书，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1年农业出版社二版。陈恒力、王达在《补农书研究》中高度评价《补农书》，称其“是总结明末清初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伟大作品之一，是我国农业史上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

　　更值得指出的是，周邦君教授在2011年巴蜀书社出版的《<补农书>新解》之中首次记述了毛泽东与《补农书》的因缘，提到民国初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听讲过《补农书》并作有记录，对桐乡农谚中的土话作了注释。毛泽东《讲堂录》所载“儒者之文清于纯”正好用来评价《补农书》。张氏、沈氏在明清时期能总结出如此丰富的农业技术知识，说明有着相当深厚的农学造诣。周邦君指出：“欲论‘三农’，不可不读农书，伟人毛泽东学过杰作《补农书》，此事罕有人知”，对于真心实意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来说，若不阅读《补农书》就很可能造成某种遗憾。

　　桐乡一带的农业生产(包括栽桑养蚕、畜牧饲养)受《补农书》的影响巨大而深刻，直到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农业生产方式方法，如养蚕、养羊等，不少仍依然沿袭着《补农书》记载的方法。我们现在流行的水稻水浆管理，几乎都可以在《补农书》里找到，并得到验证。因此，可以说通过对《补农书》的深入审视，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明末清初当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实态，而且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振兴也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