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振对《宋诗钞》问世的历史功绩

　　宋诗经历了一番尊唐黜宋的劫难之后，在唐诗盛行了数百年、宋诗几乎无人问津的窘况下，《宋诗钞》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传世之作，终于在康熙十年八月问世并广泛流传，从而为宋诗继唐诗之后在中国诗学史上地位的确立和清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容置疑作为《宋诗钞》主要编纂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等人所作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于是，有关《宋诗钞》的编纂及其相关问题，近年来学界关注渐多。比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6页)中说：“吕留良是《宋诗钞》编选的发起者、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并撰写了诗人小传。故本文所论，多以其说为据。”又如张仲谋先生所撰《清代文化与浙派诗》(93页)中，便曾指出：“《宋诗钞》一书，虽然从来都是吴之振的名字排在前面，留良次之，实际当以留良出力为最多。”

　　但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

　　据吴之振在《宋诗钞·凡例》记载此书编纂过程称:“癸卯之夏，余叔侄与晚村读书水生草堂，此选刻之始也。时甬东高旦中过晚村，姚江黄太冲亦因旦中来会，联床分檠，搜讨勘定，诸公之功居多焉。数年以来，太冲聚徒越中。旦中修文天上，晚村虽相晨夕，而林壑之志深，著书之兴浅。余两人补缀校雠，勉完残稿，思前后意致之不同，书成展卷，不禁慨然。”据此可知《宋诗钞》的选编始于康熙二年(1663)初夏，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之秋，历时九年。除吴之振、吴自牧(吴之振之侄)和吕留良外，还有黄宗羲、高旦中等人也参与了选编工作。吕留良在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五年(1666)间不但具体参与《宋诗钞》的选编，还为各家写小传，而且《宋诗钞》的编选地点前四年一直在吕留良家的水生草堂进行。可见在前四年对《宋诗钞》的编选过程中吕留良出力不少。康熙五年，因为购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黄宗羲与吕留良发生龃龉，回越中聚徒讲学，不再参与《宋诗钞》的编务，而吕留良也开始热衷批点时文之事(卖八股文)、专意程朱之学，也不再顾及《宋诗钞》的选编事务，高旦中则在康熙九年离开人世。而《宋诗钞》的全部完成，直到康熙十年(1671)才结束，历时九年。从康熙五年(1666)开始，当初唱和甚欢的编选团队成员陆续退出了《宋诗钞》的编选，从康熙六年(1667)以后，最后坚持将《宋诗钞》选辑完成的只剩吴之振和吴自牧叔侄二人，之振谓“余两人补缀校雠，勉完残稿，思前后意致之不同，书成展卷，不禁概然”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由此看来，钱钟书先生的“助孟举钞宋诗之吕晚村、吴自牧，皆舆棃洲渊源极深。”(《钱钟书·谈艺录》144页)这一句话中的一个“助”字(即谓：帮助吴之振钞宋诗的吕晚村、吴自牧)，对《宋诗钞》作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历史定位的肯定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客观的、全面的、准确的事实依据。

　　不可否认，吕留良在对《宋诗钞》编选的初始四年中贡献不小，确实起到了发起者、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的作用。但很遗憾从康熙六年(1667)开始，吕留良出于生计抑或编纂《宋诗钞》目的的迥异考虑，毅然决然地放弃《宋诗钞》的编务工作。吕留良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与吴之振“执着、坚持到底”的惊人毅力以及对保护华夏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形成鲜明对照。倘若吴之振与吕留良一样，也采取中途退场的话，那末《宋诗钞》的问世恐怕还要延迟好多年。编选一部诗歌总集在清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吴之振在《宋诗钞》的编纂全过程中既是出资人、主要编纂者，又是最后成书的编定者，从中倾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投入超乎常人的精力与毅力，从无怨言。很显然吴、吕二人对《宋诗钞》的出力孰多孰少、贡献孰大孰小，也就不言自明了。所以，就《宋诗钞》编纂的全过程而言并非如钱穆先生所云：“吕留良是《宋诗钞》编选的发起者、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充其量只是帮助吴之振完成《宋诗钞》编纂的主要参与者而已。

　　为了扩大影响，加快传播速度，康熙十年(1671)八月【吴之振从北京回语溪的时间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的二月】，吴之振倾其财力，带几十部《宋诗钞》去京城，遍送诗坛巨子、名人大家，更是惊人之举。借京城名人大家之手，依仗名人效应，使《宋诗钞》的声誉大振，轰动京城，大大加快了《宋诗钞》传播速度和力度，从此《宋诗钞》遂盛行于世，获得世人的广泛认同，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宋诗钞》和宋诗的认识。值得一提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赴石门县城召见了六十六岁的吴之振，还与众不同地专挑入选《宋诗钞》北宋诗人苏舜钦《初晴游沧浪亭》诗，应时(清明时节)即景(黄叶村庄)临摹董其昌诗幅赐予吴之振(《光绪石门县志》天章)，以示对吴之振编纂《宋诗钞》功绩的肯定。康熙年间吏部尚书宋荦说：“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西陂类稿》卷二十七)甚至连乾隆皇帝的书架上都有此书，还为此题诗道：“步陟岩廊别一区，书堂初景咏含苏。宋诗钞亦宛在架，之振可知今日无。”(乾隆帝《鉴古堂》)可见此书影响之大，印象之深，出人意料。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四库馆臣在抄校就的《宋诗钞》呈上时，谓此书“于遗集散佚之余，创意搜罗，使学者得见两宋诗人之崖略，不可谓之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