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乡下看望母亲。吃过午饭,我顺便在老房子里翻箱倒柜地整理起衣物来,当翻到一本二三十年前的旧杂志时,发现在泛黄的书页里夹着母亲早年精心剪出的十八张鞋样。这十八张鞋样,是鞋底和鞋帮配套夹在一起。鞋样有大有小。我姐弟三个,估计鞋样除我们全家人外,肯定也有母亲帮村上邻居剪的。
鞋样这东西,虽然已远离我的视线三十多年了,但当我看着手中的鞋样,心想,母亲剪出的鞋样能够保存至今,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因此,我反复凝视着鞋样,发现母亲用于做鞋样的纸张都是一些韧性较好的牛皮纸,鞋帮纸上还留着我书写的钢笔字迹,鞋底样的周围还有模糊不清的针眼,想必一定是反复用过多次了。此时,坐在椅子上的母亲要过了鞋样,仔细辨认着,从她的眼神中仿佛又回到了三四十年前……
想着,想着,想起小时候一个秋天的夜里,看到母亲做棉鞋时,才知道做鞋的过程是多么漫长和艰辛。做一双鞋,需要收集好长时间的旧布,把我们不穿的旧衣服拆下来,撕成碎布片,放在一个专门的包袱里。等到积攒很多时,母亲就在走廊上放一块木板,端来一盆由面粉熬成的浆,坐在太阳下,从包里拿出碎布,一块一块平铺在木板上。铺满一层后,就刷上一层浆,再铺,如此反复十几层后,就连着木板都放在太阳下晒。晒干后,那些粘在一起的布片就成为“布粕”,从板上拿下来。母亲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鞋样,在“布粕”上面按样剪下来,再用白布铺在上面,就成了一双鞋底。接下来,就看见母亲用长长的白线,穿过针眼,开始在鞋底穿针引线了。同时,需要准备好足够的棉线和顶针、剪刀等辅助用品。纳鞋底时,常见母亲和村上的妇女们坐在一起,一边聊着村里的新鲜事,一边比着谁在鞋底上留下的针眼最多。晚上,母亲经常在煤油灯下,让手中的针线来回穿梭着,她要赶时间,就怕到过年时我们穿不上新鞋子,一般三天就纳好一双鞋底。鞋底纳好了,就配鞋帮,父亲和我的鞋都是用黑色鞋面布做鞋帮,只有姐姐的鞋帮颜色好看,是母亲从隔壁裁缝爷爷那里要来的花布零头。
穿母亲做的最后一双鞋在1978年春节,那是一双棉布鞋,记得那双鞋底是母亲比着我的脚底板裁个样后让我姐姐纳的,那时纳鞋底的线很结实。鞋穿着很合脚,也养脚,既轻便又暖和。那年春天,我就去部队当兵了,在部队有解放鞋、翻毛皮鞋穿,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再不需要母亲为我做鞋了。
母亲剪下的这些鞋样比较单调,只有大小、单鞋和棉鞋之分,没有多少艺术性,单鞋为尖头口和方头口,尖头口为男士或老妇们穿的,方头口是妇女或姑娘们穿的。而棉鞋一般全是高帮方头口的,方头口处又多两片长方块,接起来正好把脚面盖住,做成的鞋在两片长方块边缘要留上三四个鸡眼扣,用于系鞋带。这种鞋穿起来方便,鞋带系紧既暖和又舒适。鞋帮的布料,据说一开始是把织布机织出来的老粗布染成黑色,后来有了黑洋布,鞋面也显得精致了一些。一年下来,一个人总要穿旧两三双,一旦旧了破了,再穿新的。
每年大年初一,我和姐姐都穿着新棉鞋,踩在新年的泥土上,踏着喜悦,在村中挨家挨户地去拜年。每到一家,就向这家的长辈说些拜年的吉祥话,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淳朴的笑容,总要抓一大把糖和花生放进我们上衣的口袋里,待要转身走时,总会听到他们的称赞声:“你妈给你姐姐做的棉鞋真好看!”听着这句赞美话,我和姐姐跑得更欢,还比着口袋里谁好吃的东西多。也许是姐姐的棉鞋有颜色点缀,好看点,所以,我的衣服口袋里好吃的东西总是比我多。
学生时代的我,是穿着母亲做的土布鞋长大的。回想起来,我买第一双球鞋是1974年开春后的一天,当时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到崇福买的。1977年我高中毕业不久,妈妈托人给我买了双黑色牛皮鞋,我觉得好风光啊。
看着母亲从前剪下这些鞋样,仿佛使我又看到母亲从前那张充满艰辛的脸庞。凝视这些鞋样,我心潮起伏,感叹万千。事实上,母亲做布鞋的过程,就如我生命流动的过程。在母亲的布鞋里,我体会到了温暖,体会到了欢乐,在细密的针眼里,看到了慈祥的母爱。
穿母亲做的鞋,是一种骄傲,看母亲做鞋,则是一种享受。如今,数不尽、看不完、挑花眼的鞋业市场,十八张鞋样,正是昨天到今天变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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