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农村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村民要到镇上买东西有些不便，村小店便应运而生。我小时候，村里共有两家小店，虽然数量不多，但也能满足村民的日常所需了。

　　这两家小店都在村中心位置。之所以说是村中心，是因为这块地方上有小学、医务室、肉店、茶店、豆腐摊、烧饼摊，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做生意总要往人多的地方凑。大点的小店开在小学外面，店主是个中年人，叫永年，为人和善，说话软软的。这样的农村小店就是杂货铺，货得多种多样，从吃穿用度到农业生产，都得备货。比如孩子上学用的铅笔橡皮、大人烧菜用的油盐咸酸、男人爱的香烟老酒、妇女要的针头线脑。印象中，这家小店的柜台特别长，货架也长。连着柜台的最东面有个小门，可以开合，店主每天就从这个小门进出，顾客也可以进去，那是因为要买的东西店主一时找不到，只好自己进去拿。

　　我当年读小学时，几乎每天都要进这小店。我母亲对我好，每天给我两块零用钱，一下课，我就跑到小店买话梅。这种话梅湿湿的，很软，一包有十几个，个大，五毛钱一包。再到旁边的烧饼摊买上一个烧饼加油条，七毛钱，每天还能剩八毛钱。这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小店一开，白相客就多了。村上的老人闲人总会来这里坐坐。永年当然欢迎他们，因为可以聚集人气，还可以多卖几包烟。后来，永年又发现了一个商机，卖酒。早上来买肉买豆腐的男人很多，自然有的男人爱酒，免不了要和几个酒客喝上几杯。永年卖的烧酒装在一个黑甏里，用一个长柄木斗舀一斗倒在碗里卖给酒客，叫一开烧酒，一块钱，提供一小碟自己煮的胖蚕豆或花生米。爱酒的人不讲究菜，一碟胖蚕豆就蛮好了。喝酒聊天，交流信息，其乐融融。香烟是店里的重头戏，村上的成年男人几乎都抽烟，不过那时抽的都是廉价烟，什么大前门、雄狮牌、飞马牌，只要块把钱一包。熟悉了，谁来要哪个牌子的烟，永年一清二楚。后来，村小学合并了，茶店也关了，烧饼摊也不见了，永年年纪大了，就关了小店。

　　离永年小店百把米的东面，有另一家小店，店主是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叫长林。他的小店面积小，南北分成两间，南面一间是理发的，他自己会理发；北面一间卖副食品，东西并不多，只有盐、味精、牙膏、饼干等十几样，里面坐着他的老婆。长林与我父亲关系好，我小时候理发都去他店里。有一阵，来了几个打金子的，坐在最里面，村民有需要打个戒指耳环的，就来长林的小店。打金器需要长时间等待，自己又不敢离开(怕打金子的做手脚)，长林于是又卖起了馄饨。一碗小馄饨下肚，既消磨了时间，又不至于饿肚子。

　　后来，长林小店旁又开了家理发店，店主是学明，见人笑呵呵的。不久，又把家变成了茶馆。这样，很多长林的老主顾都被学明吸走了，长林小店生意日渐稀少，但他仍守着小店。他的老婆倒坐不住了，一个人去了外镇开了家服装店。几年后，长林小店关张，长林去了厂里。老婆和他离婚了，又把儿子带走了，据说现在日子过得不错。长林从此一个人过日子了，没有人再嫁给他。

　　阿五后来也开过小店，他的小店真叫小店，小到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卖。只是每天有一两个固定的酒友来喝烧酒，才不至于没开张。阿五也陪着喝，几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也能消磨一上午时光。年轻人是不去他店的。这一天下来，只能赚几块钱。老婆劝他关了算了，每天开门关门都麻烦，他放不下这几个老酒友。我爷爷生前是经常去的，俩人把酒碗往桌子一放，一大碗蚕豆，一点什锦菜，够了。爷爷话多，阿五话少，两个人很合得来。很多次阿五并不收爷爷钱，他说爷爷能来喝酒他就很高兴了。阿五几个月前因病去世了，自然小店也不再开门了。

　　现在村里仅存的小店是松成小店，在路当口，面积大，货色齐，干净。平时村民烧菜缺个料酒酱油什么的，都会习惯性朝家人喊：“到松成小店去买。”过年时，很多村民拜年的礼品都是从他这里买的。他还兼修自行车、三轮车，方便了一些老年人。有时，他还在外面搞点零活干。乡下的小店，基本是自己家的房子，不用交租金。有这样一个小店，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依靠。卖的都不是贵重物品，但每家日常都需要，钱就一块块攒起来了。松成为人正派，以他小店的面积和位置，放两三张牌桌供人打牌，自己抽点钱，完全不成问题，然而他并不这样做。

　　农村里的小店，几乎没任何装修，很土，也基本没什么牌子，村民习惯以店主名字加小店称呼，很亲切，谁也不会取一个花里胡哨的店名。农村小店是农村的一种生态，人们没事喜欢往小店钻，因为人多热闹，里面卖的东西也或多或少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同时，它也是一个信息源，家长里短很多消息都是从小店里传出的，然后一传十，全村都知道了。开小店的，在村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也是有想法想过好日子的。他们也曾风光过，每天让村民叫着喊着。当然，现在农村小店越来越少，一来受资金场地限制，货品不够齐全；二者城里超市多了，人们买东西喜欢往大超市跑。于是，农村小店孤寂地横在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