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老头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有人问起他的岁数，他总是这样说：“我是民国六年生的。”民国六年是公元1917年，今年正好100岁。

　　老头身板骨非常健朗，除80岁那年被一根断檐子掉下来砸了腰住了一星期医院外，再未看过病。也是从那一年起，他开始享受村里的老人补贴，从每月5元开始，到后来的10元、20元，再到现在的100元。随着与他同时代的老人一个个离去，他成了村里最老的人，也成了村里享受老人补贴最高的人。他有个孙子阿二一直在村里当小干部，每月发补贴的时候，顺便领来交给他，他总是说同样的一句话：“白拿国家的钱，罪过罪过”。他把这些钱都塞在枕头边一个陶罐里。他年纪大了，早已不出门了，钱多钱少对他来说已经差不多了。

　　今年春天，从不生病的章老头突然病倒了，儿孙们要去请医生，他坚决不让请，说：“要死了，不用看医生，活着要骱(桐乡土话，健康的意思)，死去要快”。从第三天开始，不吃不喝，只是昏睡。儿孙们知道这是老人熟去(无病而终)前通常的表现，于是日夜守着他。第七天晚上，老人却突然睁开双眼，精神很好，对坐在床前的儿孙们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全是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好像就发生在不久前，或者说更像是电视镜头重放似的。

　　其中有一个片段是桐乡刚解放时，他去县城卖茄秧遇见解放军时所看到的一幕情景。他这样说：这一年我32岁，立夏边，我与阿六(堂兄弟)两个人摇船到桐乡，去卖茄秧。开船前的晚上，甲长阿爹，就是长子阿三的爷，现在是死来千年万古了，他对我们说，桐乡那边好像又勿太平了，来了许多爪转军(“野战军”三字被叫歪了)，意思是叫我们勿要去冒险，但那时我们年纪轻，胆子大，犹豫一番后，到半夜里还是开了船。天亮的时候，桐乡到了，我们把船停在夏家浜。上岸到大街上一看，吓出一身冷汗，果然来了很多兵，清一色的草绿色衣裳，齐崭崭地坐在两边街沿石上，胸前抱一支枪，头靠在膝盖上困觉，肩挨着肩，密得像插篱笆似的。我与阿六连忙缩手缩脚往回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看见了我们，喊道：“老乡，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不会伤害老百姓的，你们放心来做生意好了。”我们于是又往街上走，但还是有点怕。到鱼行街时，两边店铺有些已经开出来了，行人不多。后来，我们回船里吃早饭，看见街上的解放军也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各自捧着一点东西在吃，我想他们也在吃早饭了。我那时年纪轻，胆子也大，有点好奇心，想知道他们捧着吃的是什么好东西，于是走近一个解放军身边，去看了看，黑糊糊的，原来只是一些炒麦，吃得比我们老百姓还差。回到船里，我就对阿六说，这些兵看起来像是好兵，不伤老百姓的。阿六说不一定，还是卖完了茄秧早点回家，他胆子比我小。现在你们看看，当初还是我说得对。

　　章老头的儿孙们在床边认真地听着，附和他，恭维他，应答他。他们想不到，一个百岁老人在临终前会对自己年轻时的事情记得这样清楚，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似的。末了，老人又说开了：以前解放军苦啊，在街沿下困觉，风吹雨打的，吃炒麦，硬梆梆的，他们老了，拿退休工资，是应该的。阿二在村里当干部，为公家做事，几十年了，将来也会拿退休工资，也是应该拿的。我没有为公家做过事情，从80岁白拿到现在了，有万把块了，心里总觉得不安心，我看还是把这些钱还给公家吧。

　　儿孙们听着，面面相觑，想不到末了老人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大儿子凑到老人耳朵边，大声说：“好的好的。”

　　十来分钟后，老人安详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