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梧桐镇东门外、吊桥内，地处城墙与城河之间，有一片民房区。其中，东吊桥街五号位于靠街的转角，是沈金记鲜鱼行。这家鱼行的门板一落，店面既朝西又朝北，门前的路面开阔，便于鲜鱼交易。老板沈金宝，人称“鱼阿金”，可渔船上的人都叫他“金老板”。明明姓沈，为啥叫“金老板”？据说，叫阿金老板不够尊重，叫金老板大家发财。

　　沈金宝(1902～1974)，七岁就死了父亲，还有个大两岁的姐姐，娘儿仨全靠开鱼行的祖父接济度日。小时候，他每个月拿只空米袋到鱼行去见祖父，钱一到手便去买了米掮回家，把多余的钱全部上交母亲，勉强维持一个月的开销。因此，金宝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计的艰难。

　　沈金宝十二岁时，祖父去世了。他被介绍到与祖父生前很有交情的嘉兴曹五宝鲜鱼行当学徒，不但有碗饭吃，到年底还有点鞋帽剃头钱等，可以拿回家去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三年满师后，他又继续干了三年，学会了鱼行的“绝活”：拎过渔民的货一称，倒在鱼笪里用秤杆拨开，眼睛一瞄，就已经心中有数，喊出来的价格八九不离十。

　　1919年，沈金宝回到家乡，已经十八岁了。可是，祖父的鱼行早已被别人占去。当时的族长沈德和，邀请梧桐镇上所有相关人员，在茶馆店里“吃堂茶”，说明情况伸张正义，得到了广泛的同情。然后，他带领沈金宝、沈阿三、矮美徒、马阿松等人，上门去摆事实讲道理，希望能商量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但霸占者蛮不讲理，互相动手打了起来，他们哪是五个壮汉的对手，最后，沈金宝夺回了店铺，继承祖业，开张了沈金记鲜鱼行。

　　沈金记鱼行开业后，自始至终以诚信为本。因此，没过多久，沈老板便渐渐地出了名，成为梧桐镇上响当当的“鱼阿金”。

　　鱼行每天两个市头。早市多乡庄客，农民吃过早茶就买点鱼回家；晚市为街上人，买条鲜鱼晚餐搭点小酒，做了一天生意犒劳自己，改善生活。因此，捕鱼的网船也扣准了这两个市头，先到的先过秤卖掉。来沈金记鱼行卖鱼的，多时十几条鱼船，少则七八条。

　　鱼阿金在城河沿(今城河路)买了三间破旧的泥墙平房。他将门前的城河挖深，打桩，搭架子，放置了大小不同的五只鱼簏，用铁链条吊浸在河里养鱼，大的可养几百斤。鱼簏口加盖，穿铁链条后可上锁，还要搭跳板才能过去，但仍有可能被偷，故夜里还得要管。

　　沈金宝爱喝酒，每天两顿，每顿二两半糟烧，其妻烧得一手好莱肴供他下酒。他每次吃得醺醺然,再到鱼行里去。他也很好客，尤其愿与各地的同行交朋友，如濮院俞正倌、灵安薛介里、乌镇阿海，以及屠甸、洲泉等地的鱼行老板来了，都招待吃饭。

　　沈金宝在民国时期开鱼行三十年，一年四季跟渔民打交道，深知他们生活贫穷，生计维艰，十分同情。每年的腊月廿三，他叫妻子烧好几大锅赤豆糯米饭，送给长年为他供货的十几条渔船上的人，尽量满足。年关到了，又给每条船上赠送两块大年糕，一块白的一块红糖年糕，上面还做只元宝讨个好口彩，让船户年卅摆在船头上，请河神菩萨，保个平安。

　　给船户送过年肉，也是每年的惯例，同时还送一盏灯笼，印上“沈金记鱼行”，点亮灯笼就是在做商业广告。对个别非常困难的船户，“金老板”还主动“借”钱给他们过年，实际上是救济。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做生意，善待渔民，笼络住这些“衣食父母”的心，确是他经商的成功之道。

　　从前，经商之难，一言难尽。鱼阿金头脑精明，也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经营得比较成功。想不到，在日寇侵略的沦陷时期，沈老板被土匪绑票，差点撕票，性命堪忧。

　　那时，桐乡附近有四股小的“队部”，打着“抗日”旗号，干着土匪的勾当。一天傍晚，鱼阿金依习惯到城河沿的破屋去管夜，突然有几个匪徒窜出来绑了他的票，是东门外土匪头子徐德荣指使干的。赎金狮子大开口，要几千元，限时送到。但店里总共只有几百元，真是急得团团转。东求告西托人，总算托着了顾家兜农民徐德胜，他是土匪头子的表弟，由他去跟婶婶求情说了，才花几百大洋放了回来，也算破财消灾，有惊无险。

　　沈金宝活到73岁，老来依然嗜酒，每天两顿不少，只是量减了，但依然有配他胃口的菜肴下酒。每次，他都差遣大孙子沽酒，吃得微醺时，就唠唠叨叨地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沈金记鱼行的故事就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