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崇德县石门镇与桐乡县石湾镇合并后，地址在西竺庵的崇德县属石门完小与地址在东漾潭的桐乡县属石门镇完小合并成石门镇完全小学。

　　解放初，合并后的石门镇完全小学，师资力量雄厚。校长先后是周伦照、蔡生祥、朱立人。其中周、朱两位校长都是名校高中毕业生，后来他们先后调入崇德县中担任教师或教导主任。

　　一九五〇年九月起，一九四一出生的我在西竺庵读四年级。班主任是徐荣光老师，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为了搞好课堂纪律，他将男同学与女同学安排在同一桌上。我被安排在最前面一排、最右边靠墙的座位上，与我同桌的是剃西装头、穿西装衣裤的假小子孙镜爱。那时，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与孙镜爱当时年龄较小，最大的是刚刚做新娘子的十八岁的怀觉英。

　　当时，石门镇有文化馆，文化馆开设在东市街原石门镇首富郑耀孙的郑家厅上。文化馆管理员是年轻漂亮的张凤阿姨。有一次，石门镇文工团在东漾潭大操场上表演话剧《刘胡兰》，张凤阿姨扮演的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每逢假日，我经常到文化馆玩乒乓球、看报。从报纸上知道：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场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在社会上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我们石门镇也不例外，许多群众纷纷出钱捐献，家在西市的米商章子娜捐献了一架飞机的消息迅速传遍全镇各地，被人民政府列为开明绅士。我想，我们小学生也应当为抗美援朝出点力呀!有一天我在文化馆里从衣袋里掏出一百元人民币要交给张凤阿姨，她未接，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给我一百元钱呀！我把原因说了，张凤阿姨听后俯下身用双手捧了捧我的脸说：“乖孩子，文化馆里不收你的钱的，今后如果学校开展捐献活动，你可以交给学校。”不久，学校果然开展捐献活动，我踊跃地将两百元人民币交给了班主任(按，当时使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单位价值远远低于后来的任何一套人民币)。四年级下学期，学校里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按，一九五三年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虽然第一批参加少年儿童队的学生不多，但是我却十分兴奋地、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我想，这是不是四年级第一学期成绩报告单上我名列第二(第一名是新娘子怀觉英)有关。

　　一九五一年九月起，我开始在石门湾的东漾潭读高小。当时，我好奇地看到郑耀孙的小儿子郑珊长得高高的、年已二十岁，却在读三年级。下课时，许多学生在走廊上围着他逗着他玩，而他为人和善，从不生气。他虽然年龄最大，可事后了解，他智力较差，成绩在班级中属中下水平。而他的哥哥郑义、姐姐郑时敏都非常聪明，此时都已经在重点大学学习了。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孙佩楚老师，他教了我们语文，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毛佰民老师，他是多面手，任教我们语文、音乐等科，金芹老师教我们算术，朱立人教我们自然。这四位老师教的课很生动，所以我虽然人小，但上课时是专心听讲的。

　　石门完小经常组织各种比赛。在四年级时，组织了演讲比赛，我有幸代表西竺庵的四年级参加了演讲比赛。在五年级第二学期时，在全校开展了美术比赛，我们五年级的吴士龙(即吴蓬)与我分别获得高年级的第一名和第三名，六年级的一位学生获得高年级的第二名。学校把我们得奖的画贴在学校礼堂的墙上，以供同学们观赏。我绘画的技术水平并不高，这次之所以能得第三名，是因为我画的主题很好，我的画分三部分：一幅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守住山头，奋勇还击美军的进攻；第二幅是镇压反革命；第三幅是护士给学生打防疫针。这次美术比赛后，班级出墙报时，由获第一名的吴士龙来画报头，我做他的助手。

　　学期结束时，石门完小发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体育、美术、音乐，不仅各科成绩都有(满分为一百分)，而且都写出了各科成绩占部分的比例。其中语文、算术占的比例最高，都有百分之三十多，体育、美术、音乐占的比例最少。最后写出总平均分、班级名次。这种做法，既注意到了全面发展，又突出了文化课的重点。

　　六年级第二个学期时，学校搞了个时事测验比赛。有一天早上，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时，教导主任许贤老师在集会上宣布，我得时事测验比赛第一名，并示意我到前面领奖时，我欣喜地快步向前、行少先队礼、领奖。自此以后，我到文化馆看报时间更多了。

　　转眼间，高小毕业了，一九五三年的暑假到来了。父亲平时不给我们孩子零用钱，但在暑假，他让我们拣蚕豆(将蚕豆分拣成两种豆：好的青色豆，有虫咬的褐色豆)，根据拣蚕豆的多少给我们钱，也就是说，给父亲打工挣钱，遇到不拣蚕豆的日子，上午到文化馆打乒乓球，看报，下午在河边拾废铜、废铁、玻璃，然后卖给废品收购站，换取零花钱。贪玩的我，早已把文化课丢到九霄云外，甚至忘记了升学考试的时间。

　　八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河边兴致勃勃地拾废铜、废铁、玻璃时，忽然有人来喊我：“到崇德县中参加升学考试的许多同学已经乘轮船了，你怎么还不去呀！”我抬头一看，轮船正向南高桥方向向南开去了。我赶忙上岸回到家里，在母亲的催促和帮助下，洗好脚，换上衣裤，带上钢笔、毛巾、牙刷、牙膏等用品，匆匆忙忙地沿着塘路向崇德方向走去。走啊！走啊！走过了南观音堂、走过了太公渡。一个只有十二周岁的我，根本无暇观看运河两岸夏天的景色！走啊！走啊！我不知疲倦、满头大汗地走过了小羔羊。走啊！走啊！忽然听到刷拉拉的响声，我朝右面方向一看，竟然是几只野鸡从芦苇里飞了出来。走啊！走啊！走到了气势雄伟的北三里桥，此桥虽然赏心悦目，但我不敢停留。最后，我终于走完了十八里长的塘路，走过了崇德北城门。当我走到崇德县中大门口时，幸好比我高一届的王月生同学接待了我，把我引到了休息、住宿的地方，见到了一些男同学和班主任毛佰民老师。这间住宿的地方，就是大门口进去东侧的靠近大礼堂的那间，地面上铺有垫子，我们这些男同学就通铺睡在一起。晚饭后，我揩了揩身，洗好脚后，便睡下了。一觉醒来，已经天亮了。

　　第二天上午，就开始升学考试。我虽然整个暑期没有复习功课，可是考算术，却没有遇到难题。考语文时，作文题目是《写给志愿军叔叔的一封信》。我非常兴奋，因为这封信太好写了。

　　下午考自然时，我出了问题。倒不是考不出，是我的钢笔出了问题，它不听使唤，写不出了。我捏了捏钢笔里的皮管，墨水还在。我先将墨水捏在课桌上，再将这支钢笔的笔尖在墨水里蘸一蘸，然后在考试卷上答题，这大大影响了考试速度，也影响了考试的成绩。如果我备有两支笔，那有多好啊！

　　这次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虽然我录取了，并且考试总分名列前茅，但教训也是深刻的，如果不贪玩，记住考试时间，作好充分准备，就不会这样狼狈。

　　当时的崇德县中，对智学教育非常重视。每个学期有第一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和期终考试，并把考试成绩单及时寄给学生家长以便督促自己的子女。学生习惯称老师为先生，县中的教学能人不少。朱绍墀先生教我们初一的英语，我对这门课很感兴趣，用心听、用心记、用心背。遗憾的是，我们学了一年英语后，这门课竟然停止开设了。在初三时，朱绍墀先生教我们化学，我听得入了迷，学起来津津有味。我对朱立人先生的初三的几何课的授课艺术十分钦佩，他对几何证明题的解题思路让我得益匪浅，这不仅对我今后成为中学数学教师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对我喜爱的中国象棋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年轻的汪鹤年先生担任我们的初二、初三的两年体育课，他个人的体育技能十分了得，跳远经常跳到近七米，单杠、双杠、垫上运动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初一时，我们只会用一种姿势即跨越式跳高，从初二开始，他教会了我们用剪式、俯卧式、滚式这三种姿势跳高，使我们的跳高成绩有大幅度的提高。他还善于发现体育好苗，使我这个在体育领域不起眼的学生在初三时有幸参加全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并获得六十米短跑的亚军。

　　崇德县中有勤工俭学的美好传统。初二将结束时，学校为了建一幢教室，发动学生义务劳动半个月，把造教室所需的河沙、砖瓦等材料从离学校半里左右的河边船上运到工地上，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我作为继光班的通讯员到处采访先进事迹。我被许多同学的劳动热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投入到义务劳动的洪流中，边劳动、边采访、边编写黑板报，最后竟然也被学校评为义务劳动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