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起初并不喜欢京戏，也极少听戏，更不关注梅兰芳。早在缘缘堂时期，他曾购置了一架留声机，受恩师李叔同的影响，所购唱片多是西洋音乐。后来也买过梅兰芳的戏曲唱片，但并不热衷。

　　1937年11月，浙江石门惨遭日军轰炸，丰子恺一家远走大西南避难，在四川涪陵时他陪女儿一吟看戏，逐渐看出了门道。他认为京剧和漫画有相近之处：“我画人像，脸孔上大都只画一只嘴巴，而不画眉目。或竟连嘴巴都不画，相貌全让看者想象出来。这正与平剧(京剧)的表现相似：开门、骑马、摇船，都没有真正的门、马与船，全让观者自己想象出来。想象出来的门、马、与船，比实际的美丽得多。倘有实际的背景，反而不讨好了。好比我有时偶把眉目口鼻一一画出；相貌确定了，往往觉得不过如此，一览无余，反比不画而任人自由想象的笨拙得多。”

　　他又觉得艺术种类虽然繁多，其实最深入民间的唯有京剧。“山农野老，竖子村童，字都不识，画都不懂，电影都没有看过的，却都会哼几声皮黄，都懂得曹操的奸、关公的忠、三娘的贞、窦娥的冤……而出神地欣赏，热诚地评论。足证平剧(或类似平剧的地方剧)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无孔不入，故其社会的效果最高。书画也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艺术，何以远不及平剧的普遍呢？这又足证平剧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其本质上具有一种吸引人情，深入人心的魔力。”因表现形式的不同，当时京剧的普及相对广泛，是漫画远远所不及的，大人孩子都知道梅兰芳，丰子恺也不得不“拜倒石榴裙下”。

　　丰子恺回到江南以后曾两度在上海拜访梅兰芳。1947年初，他想看看“造物主的特殊的杰作”的本相，在摄影家郎静山的陪同下第一次见到了梅兰芳，他感叹梅先生的身材容貌是中国的“维纳斯”。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为了满足两个戏迷爱女要一睹伶王风采的愿望，再访梅先生，并先后写下了《访梅兰芳》、《再访梅兰芳》两篇文章，描述当时的情景。其间他劝说梅先生多灌唱片、多拍有声的电影，尽可能延长其艺术生命。

　　虽然丰子恺对梅先生的身段和表演才华很是折服，但最钦佩的还是他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梅兰芳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借此宣扬爱国主义。上海沦陷后，为躲避日寇的“邀请”，梅兰芳率团星夜避至香港。在香港，他继续编演爱国题材剧目，激励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1941年，香港也落入日寇之手，梅兰芳开始蓄须，不久回到上海，闭门谢客，靠卖画和典当度日。

　　日寇与汪伪政府不停地请梅兰芳复出，为日军作慰问演出，屡遭拒绝后，竟使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侮辱和恐吓梅兰芳。梅兰芳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用打针发烧的办法来抵制敌伪逼他演出的阴谋。梅兰芳蓄须的照片和爱国事迹常在报纸上刊登。丰子恺从报纸上把梅兰芳留须的照片剪下，一直保藏在自己身边。

　　“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丰子恺赞叹道：“我之所以敬仰他，不仅为了他是一个才艺超群的大艺术家，首先为了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爱国志士。”梅兰芳以唱戏为职业，靠青衣生活，为什么不惜蓄须、摔破饭碗，在上海沦陷区坚贞不屈，孤芳自赏？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

　　梅兰芳去世后，丰子恺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梅兰芳不朽》、《威武不能屈》两篇文章。文中写道：“梅先生在当时只是一个所谓‘戏子’、所谓‘优伶’，独有那么高尚的气节，安得不使我敬仰？况且当时梅先生已负盛名，早为日本侵略者所注目，想见他住在上海沦陷区中是非常困苦的。但他能毅然决然地留起须来，拒绝演戏，这真是‘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安得不使我敬仰？”

　　丰子恺从未主动拜访过素不相识的名人，此次访梅兰芳也出于一种爱国情结，他把梅先生蓄须明志的气节广为宣扬，就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在屈辱困苦中时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以梅先生为榜样，把私人利害置之度外，将国家兴亡担当在肩。草木可以零落，但英雄精神将永铭人心。

　　1961年8月8日，一代名伶梅兰芳不幸在北京逝世，消息一经传开，文艺界无不扼腕叹息。正在饮酒的丰子恺听到此消息，仿佛晴天霹雳，酒杯差点掉在地上。他强忍悲痛，写了一副对联寄给追悼会。对联曰：尽美尽善，歌舞英才惊万国；如梅如兰，清芬高格仰千秋。短短两句话，把梅先生的艺术才华和人格气节完美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