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濮院镇上，知道张贵忠全名的人不多，大家只知道他叫“鸭蛋(本地土话：阿蛋)”“鸭蛋伯”或者“蛋伯伯”，至于“鸭蛋”的出典，余生也晚，实在不明就里。我真正与他相熟时，他已退休了，见了面，叫一声“蛋伯伯”，他总是笑眯眯的，欣然点头，满脸皱纹绽放开来。

　　蛋伯伯家住庙桥河北的花园街一号，临河而居。他是一个市井中人，当然更是一个小镇达人。有老濮院人多次向我说过蛋伯伯的各种“传奇”经历，其中有一件事让我一直记着，忘也忘不了。那是上个世纪大炼钢铁的年代，浮夸风漫天肆卷，当时三十来岁的张贵忠是镇上一个小单位的头头，镇领导找到他，问他一个星期内能办几个企业？年轻的张贵忠慎重地考虑了一下，说一个礼拜最多能办一个厂。领导发怒了，你这样的速度怎么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拔你白旗，到塘北白旗漾去改造。张贵忠一听，腿都发软了，赶紧说那我三天办六个厂。这项艰巨的任务，真是一桩让人犯愁的事，但张贵忠灵机一动，找了一个补碗的人，办了“修理厂”，找了一个妇女洗衣服，办了“洗衣厂”，找了两个老头削路边草，办了“造肥厂”，以此方法，顺利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办的“光荣”任务。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是真是假，以前我没有向他求证过。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比这更荒唐的事情还多着呢，人家亩产水稻超万斤、甚至超十万斤的特大卫星都敢放，三天办六个厂太小儿科了，就当笑话看看罢。

　　认识蛋伯伯后，他多次对我说过，你老婆知青回城是我办的。这是蛋伯伯搞岔了一个人。后来，我了解到，蛋伯伯当年是濮院镇知青办的主任(或副主任)，因为他听话，会办事，领导就把这个苦差事交给了他，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年轻人(很多还是未成年孩子)去上山下乡，这可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但是蛋伯伯既受俸禄，只好无条件服从，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穷尽各种方法，颇不容易。镇上的人说他是领导的红人，是个不倒翁，盖因其为人处世圆滑之故，其实，甜酸苦辣的味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绰号“鸭蛋“的来历莫非与不倒翁的说法有关？因为鸭蛋滚来滚去是始终不会倒的。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如何屹立不倒，当然需要大智慧，也是一门大学问，尽管，蛋伯伯终其一生也只是小镇上的一个小干部，或者说是一个小人物。

　　蛋伯伯真正成名是在退休以后，主要原因是多管“闲事”。他生活在满眼是古迹的老街区，家门口东边依次是众安桥、横板桥，西边依次是大积桥、翔云观山门、大德桥、大有桥，朝夕相处久了，就有了深深的感情，蛋伯伯每天都要去古桥上走一走、看一看。有些顽皮的孩子在桥上玩耍，蛋伯伯如看到他们有损坏桥石的行为，会立即上前呵斥、赶走。一旦发现有盗石人开着船到镇上的古桥上偷老石头，蛋伯伯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向来笑眯眯的他板起脸阻止他们偷盗。船上的盗石人一般都有好几个，对方是一个瘦弱老头，自是不放在眼里，势单力薄的蛋伯伯知道与他们纠缠不过，怒发冲冠，这可不能圆滑了，报警！让警察来处置。类似这样的偷盗事件发生了好多起，都让蛋伯伯给“搅黄”了。知情的邻居对他说犯不着，万一惹上祸有个三长两短呢？可是，蛋伯伯理直气壮地说，老底子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怎么可以让别人随便破坏了呢？

　　这倒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关心濮院镇的历史文物，蛋伯伯成了桐乡市的业余文物保护员。二○一一年，濮院古镇区的九座老桥列入了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蛋伯伯更加提高了警惕，经常义务巡查老桥、老街。

　　也正因为这样，蛋伯伯对古镇区烂熟于心，历史景观如数家珍。

　　画家吴蓬多次对我说过，十多年前他来濮院写生，幸好有蛋伯伯陪同采风，跑遍了镇上的每一处古迹，为他详细讲解从前的景观建筑、周边环境、历史传说，这使得画家很快形成了基本的构图，一鼓作气创作了四十五幅濮院题材的中国画。至今说起来，吴蓬老师对蛋伯伯依然充满感激之情。

　　这样日积月累，踏遍古镇的蛋伯伯成了濮院的“活地图”，他开始手绘濮院老地图，因为从来没有学习过绘图知识，也没有美术基础，蛋伯伯一边实地走访核实，一边以笔勾勒，所画的河、桥、庙、庵等，以红黑绿紫等各种颜色区分，尽管不够规范，不够精致，但是分布位置大致准确，东南西北一目了然。他为了这幅地图，费了许多纸，画了无数次，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完工。然后，蛋伯伯把地图翻拍成许多张照片，笑眯眯地分发给关心濮院古镇的人们，从中可见老人的一片殷殷乡情。

　　蛋伯伯还送过我一幅他手绘的“翔云观图”，从山门进去，观内有王灵官殿、万年戏台、真武殿、药王殿、三清阁、鬼神殿、轩辕殿、财神殿、城隍殿、蒋相殿等景观徐徐展现，可让人遥想旧时翔云观的盛况。历史悠久的翔云观，原名玄明观，元代濮鉴始创，与乌镇修真观、苏州玄妙观并称为江南三大道观。

　　濮院老人手绘濮院老地图，吸引了媒体记者的采访，于是蛋伯伯上了电视，上了报纸。特别是他整天一副笑眯眯样子，成为众多摄影人的拍摄对象，晚年的蛋伯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镇新闻人物。

　　二○一四年，濮院启动古镇保护开发工程，老街区万人大迁移，邻居们相继迁走了，然而蛋伯伯不愿意离开祖宅。那年晚秋时节，我与陈滢去众安桥采风，蛋伯伯看到我们后，开心地招呼我俩在他家门前坐一坐，聊一聊。整条花园街空荡荡的，十分寂寥，我问蛋伯伯怎么还不搬家？他指着自己的家说，我祖上七代都生活在这儿，舍不得这个好地方，不走啦……他笑眯眯脸变得凝重起来。我理解老人家的心思，故土难离啊，但顺势而为，这既是大势，又是大局。那天傍晚，我们聊了很多，尽管蛋伯伯的耳朵听力有点背，声音依然是洪亮的。后来，蛋伯伯还是搬走了，定居到了梧桐镇上。从此一走，蛋伯伯再也没有回到濮院了——这个他充满深深感情、梦萦魂牵的家乡小镇。

　　这么多年来，我与蛋伯伯日常交谈甚多，但大多是东拉西扯的，只有过一次正儿八经的采访，是关于濮院老茶馆的主题，蛋伯伯历数了南河头、西河头、北河头到庙桥街同福园的各种茶馆，有一句话我始终记得：茶馆酒店小法堂。他当时对我解释道，茶馆是民间说理、评理的地方。现在翻看当时的采访记录，心中满是遗憾，一次采访太少了，真的太少了。

　　再无机会采访濮院的“活地图”蛋伯伯了，他已于八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老熟”了。

　　是的，蛋伯伯走了，享年八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