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叫东芝村，位于崇福镇北三华里，村东不到一里，即京杭大运河。小时候，到运河边看南来北往的帆船是我的一大乐事。再北“二九”路之大拐弯处，即石门镇，老人们往往说成“石湾”。为何称“石门”或“石湾”，孤陋寡闻的我到了三十岁后才似乎弄清楚。

　　依稀记得，我儿时跟随大人们去过石门镇附近的乡下喝喜酒。亲戚乃我祖上姻亲，是我所知的最远的亲戚了。平常不往来，遇婚丧大事，才走动一下。婴幼儿期是否到过那里，没有记忆，而能清晰追忆起的一次，大概是七八岁时吧。

　　因是众家亲，故除了我父母哥姐，还有伯父母、叔婶、堂兄弟等十多人集体赴宴，摇木船去的，大人们奋力摇橹，孩子们则视作远游，格外激动。此事一晃近半个世纪了。

　　一九七八年，我刚踏上教育岗位，因大姐夫家造房需购木材，有个叫胡建峰的学生在石门木材部，故跟随他以及几个同事摇水泥船又去了石门镇。因来去匆匆，加上我僻居乡野，以致对这个不算远的江南名镇知之甚少。诸如吴越疆界、垒石弄、缘缘堂(当时未重建)等一概不知，甚至不知道镇上出过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丰子恺。

　　一九八一年，我考入海宁师范。第一学期，书法、美术和音乐是必修课，书法老师是陈浩。陈老师发给我们的毛笔字帖是由丰子恺先生题签的《中学生习字帖——柳体》。我当时痴迷音乐，对书法毫无兴趣，以致面对字帖封面上东倒西歪、大小不均的丰体实在看不懂好在哪里，甚至心里嘀咕：一本法帖，怎么会采用如此拙劣的字题签。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羔羊中学任教。就路程而言，石门与我近了一半多；从交往上来说，我十分幸运地拜识了时任羔羊学校校长、学识渊博、富藏精鉴、又与丰子恺先生是知交的邹蔚文老先生。爱学习又不忍寂寞的我受邹老熏陶和启迪，竟然爱上了书法。

　　石门——邹蔚文——书法，三者交叠，造访缘缘堂，亲近丰子恺、丰一吟……已成必然。

　　顺应国情民意，缘缘堂终于重建落成。羔羊中学隶属石门片，期末考试一结束，我则常跟随同事们至石门中学阅卷。中午休息或者阅卷完成后，我就会兴致勃勃地约上同事或独自前往木场桥堍的缘缘堂。

　　粉墙黛瓦，古式家具，名人字画，芭蕉藤蔓……一旦身临其境，每每流连忘返，身心得到莫大愉悦。丰子恺慈祥温和的笑容、妙趣横生的漫画以及如话家常的随笔，均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和感应，不时产生共鸣。

　　丰先生首先以漫画享誉海内外，寥寥数笔，笔简意丰，或歌或讽，尽显世相百态，人间冷暖，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过目难忘。而先生之缘缘堂随笔，同样拥有无数铁杆粉丝，百读不厌。其文平实敦厚，娓娓道来，如亲人朋友、街坊邻居间聊天气，话桑麻，敞心扉，一册捧之，不忍释手。十多年前，手头拮据的我毅然于缘缘堂购下七卷本《丰子恺文集》，沐手拜读，身心俱爽。

　　渐渐地，隐隐间，景仰久了，我油然意识到自己的秉性、爱好、追求等与丰子恺先生有着诸多相似处。于是自作多情，附庸风雅，颜吾书斋为“师恺堂”，多年后还有幸请丰一吟先生题此斋名。

　　服膺又私淑丰子恺，自然奢望亲近其哲嗣晚辈，感召丰门风雅，以期寸进。于是，一介乡间布衣、毫无建树的我贸然萌生了拜访丰一吟先生的念头。

　　我素知邹蔚文先生与一吟先生深交，遂请求引荐之。向来待人热情真诚，又格外垂爱我的邹老欣然允诺，嘱咐我等待良机。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丰先生在女弟子邹舞的陪同下光临缘缘堂。丰先生虽年逾古稀，然精神矍铄，鹤发童颜，慈眉善目，我一见她就忘了拘束。在邹女士的引荐下，我们随即聊了起来。

　　我首先表达了对她父亲的仰慕之情，自诩曾仔细品读过大量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自己藏书中最多的当数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一吟先生闻此，兴致自然浓起来。她饱含深情地谈到父亲的为人、随笔、漫画、音乐，言谈中流露出对父亲的无限眷恋之情。话题转到子恺先生的书艺上来后，一吟先生说父亲在书法上一直孜孜以求，毕生为之。

　　其间我拿出刚在缘缘堂买的四本有关丰子恺的书想请她签名，她不假思索就拿起笔来题，还不停地说“写不好”，毫无名人架子。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十一点四十分，然她依然谈锋不减。此时我又得寸进尺，提出要与她合影，她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随后，我们陪同她参观了旁边的木场桥桥栏上新镌刻的二十幅子恺漫画。丰先生看着连声说：“真好！真像！”

　　短短的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丰一吟先生的仁者风范和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自此，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就和大师之女结缘了。只要得悉她来桐乡，我都会及时拜访她；要是到了桐乡迟迟不见我到，她便会询问身边的人：“怎么汤士根还不来？”足见她对于我这位“丰迷”的在乎和投缘。每次见面，彼此话题不少，俨然一对忘年交。

　　缘缘堂，一个富有诗情雅意、示意广结人缘的斋名。年过半百的我，与其地、其堂、其人、其事……初缘、结缘、续缘……看来缘分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