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福严禅寺是一座江南名刹，南朝遗寺。一千多年来，福严禅寺屡毁屡建，法誉极隆，续焰传灯，高僧辈出。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初期的古华和尚就是其中的一位高僧。古华和尚先后二度驻锡福严，共达四五十年，是近现代福严寺变迁的见证人，曾为福严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关于古华和尚的经历，坊间传闻颇多，桐乡文史界署名文章介绍也不少。其中不乏讹传误记，主要有三处：其一，古华籍贯慈溪,常被误记为舟山；其二，古华进福严寺年代是清末，常被误记为民国七年(1918)；其三，所谓古华参加同盟会任过军职的履历，完全失实。

　　古华和尚，法号开雨，原籍慈溪。关于其出生年代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871年，一说是1868年。有确凿资料可以证明：古华24岁脱俗于普陀山，在普济寺受具足戒。此后，遍参大德尊宿，尤其得到印光大师的青睐。

　　印光大师(1861-1940)，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郃阳县人，后来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光绪十九年(1893)，原在北京资福寺的印光应入京请《藏经》的法雨寺化闻和尚之邀，迁单南下，来到普陀山法雨寺，居藏经楼，潜心主理藏经。此后安居普陀二十余年,几乎足不出山。

　　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寺众的坚请下，印光为法雨寺僧众开大座讲解《弥陀便蒙钞》，听者无不惊讶赞叹。印光大师德行高远，一心励志精修净土法门，一生不畜剃度弟子，独善其身，隐居精修。也是机缘既至，印光大师于法雨寺潜修期间，对古华却一见器之，呵护栽培，遂传心印。于是，古华乘大愿轮，披精进铠，知搬柴运水，尽是禅机，悟执爨负舂，皆为佛事。从此不舍苦行，以励真修，学行倍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左右，福严寺住持智南和尚圆寂，古华遂驻锡福严。当时智南和尚架造的观音殿、天王殿，尚未落成，古华更为继续，以竟厥功。光绪三十三年(1907)，古华重建大雄宝殿。宣统元年(1909)，重建地藏殿及祖堂。民国五年(1916)，复建方丈厅，并西楼三间，及大寮、工务寮。民国八年(1919)，重修六和堂五间。民国十二年(1923)，重建五百罗汉堂，及装金身。复购西房私产，为建报本堂、弘法堂、东库房等处，通埭十三间。至民国十三年(1924)，福严寺殿堂焕然一新，百废俱举，已基本恢复太平天国前的旧观。

　　古华进而把精力转到培养农田，种植桑麻，以解僧众衣食之忧。同时，立规弘法，集众开堂，二时功课，三时念佛，寒暑不辍。远近绅耆和民众，同声赞仰。古华和尚常住福严寺垂二十余载，以中兴福严为己任，曾得到其师、已移居新加坡的广通老和尚大力相助。古华历尽艰辛，几渡南洋募集资金，幸得广大侨胞慷慨资助，携回巨款，使得福严禅院古寺重光。古华还从缅甸请回释迦玉卧佛一尊，供于卧佛殿。

　　民国十六年(1927)，宁波七塔寺明校上人来福严寺，与古华和尚一见契合，机教相投，使古华颇感欣慰。翌年1月，太虚法师在上海参加完中日佛教徒联谊聚餐后回崇德过春节，专程前往福严寺，拜会禅兄古华，写下了《崇德访古华禅兄咏福严寺四景》七言绝句四首。稍后，古华将正法眼藏付嘱明校上人护持，自己退闲自修。

　　本寺檀越及剃法两派，集议要为功圆果满的古华和尚建一座碑亭，将古华功德勒之贞石，永志不忘，以留纪念。与古华和尚“交游有素，深知颠末”的圆瑛法师(1878-1953)，正任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闻知此事，特为撰写《古华老和尚纪念碑记》。正是由于这份珍贵的资料，使我们可以窥见古华和尚前半生的大致经历和他对福严寺作出的重要贡献，从而得知所谓古华参加同盟会，任过军职的经历纯属不实传闻。

　　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古华去上海，一度兼任吉祥寺方丈,但福严寺仍是他的落脚之地。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国佛教会崇德县分会改组，古华被推为监事。在上海期间，古华认识了赵朴初居士。后又去普陀，驻锡法雨寺。

　　抗战胜利后，福严寺周围土匪猖獗，仍不太平。监院性显和师弟性悟与法侄智功(时居顺庆寺)、智超(时居虎啸寺)之间夙气未解，甚至发生打架斗殴，惊动警方，在民间造成负面影响。为保全福严寺，在地方士绅的力邀下，年逾七十的古华和尚于1947年由普陀返回崇德，再次主持福严。当时社会百业凋零，物价飞涨，寺中尚有十多位僧人。古华呈文同福乡公所申请转垦田粮机关，将庙基45亩赋额予以豁免。是年底，省民政厅秘书徐泉从杭州为古华带来十多名孤儿，寺院不仅供这些孤儿食宿，还负责给予文化补习。

　　新中国成立后，因福严寺名下有两百多亩土地(含庙基45亩)，古华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古华颇感委屈和不解，曾对人说：土地是十方施主的，又不是我的私产，我只不过是个寺主，怎么能说是地主呢？是时，佛教陵夷，禅门式微，福严寺的大殿都改为粮库，其他房屋也改作他用。只剩下六和堂五间平房成为古华与智功两位僧人相依为命的生存之地。

　　有两件事使暮年的古华和尚耿耿于怀。一是眼看寺前的古松林陆续遭人砍伐，却又无可奈何。他曾作《古松受灾，白鸟受害》诗：“寺前古松百尺高，久与贫僧作故交。只望枝条千载茂，谁知刀斧一旦抛。从此不见龙蛇影，屋畔无闻风雨号。最苦飞去白鹭鸟，晚归难觅旧时巢。”古华只能用诗歌表示愤慨和抗议。二是镇刹之宝绉云石被运往杭州。1963年，对桐乡文史非常熟悉的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来福严寺，看到绉云石尚完好。回杭后向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建议，希望把此石运到杭州保管。王平夷向省委秘书长兼嘉兴地委书记陈冰提出此建议得到陈冰的同意。陈冰即电话通知桐乡县委书记贺修贤，要他做好工作，把绉云石运往杭州。古华虽不乐意，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地四位农民把绉云石用草包包扎后，用农船启运杭州。绉云石自1849年移置福严，1963年迁往杭州，成为镇寺之宝凡115年。

　　1964年8月8日(农历七月初一)，古华和尚圆寂，阅世九十有四(一说九十有六)，于天中山后火化，骨灰由弟子本性和尚迎往苏州灵岩寺塔中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