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风雅桐乡，我想到的是这方热土的“人文渊薮”，没有高山大川的江南水乡，其人文历史却是代有奇峰，这使得江南乡村的生态图景、江南古镇的吴越风情意蕴深厚，元气丰沛。

　　石门的罗家角遗址、崇福的新地里遗址、濮院的张家埭遗址，使得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在桐乡交相辉映。当我们站在这些遗址上，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便席卷而来，让人忍不住感动与感叹，忍不住泪湿衣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历史深处，五千年、六千年、七千年甚至更遥远的岁月里，茹毛饮血的人类远祖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努力与追求，而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这样伟大的进化中呈现了出来，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化。

　　在我们的记忆中，春秋战国时期来了，吴越两国经过了长达三十七年的兵革相向、鏖战厮杀，最终越胜吴亡。而桐乡一地作为两国交战的战场，既遭受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洗劫，又成为了吴越文化的交汇地。吴越争霸在桐乡一邑留下的人文传说最丰富、人文古迹最密集，其中范蠡与西施从崇福到濮院一路行来的每一步都仿佛脚下生辉，留给后人无数的故事，无限的遐想。

　　吴风越韵对于桐乡的历史影响已深入骨髓，血脉相连。桐乡的人文性格，既有古越的硬朗，又有姑苏的柔美，不愿意做“驯静奴隶”的吕留良，雍容恬静且具悲悯情怀的丰子恺，就是桐乡人文的典型代表。

　　要感谢隋炀帝下旨开凿的江南河(运河古道)，使桐乡拥有了连接北京与杭州的历史航道，在漫长的农耕时期，京杭大运河成为桐乡通向五湖四海的唯一交通枢纽，与此同时，各种物质与文化通过川流不息的运河传送到了桐乡，使桐乡大地不断得到文明的洗礼。

　　在桐乡的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靖康之难发生后，宋室南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在今桐乡境内，当时有很多北宋官民择地定居。如宋室宗亲赵氏一族由开封迁居洲泉，绍兴十年(1140)，后代赵汝愚出生在洲泉。长大成人的赵汝愚从政后，平步青云，在南宋宁宗朝官至右丞相，为一代忠臣良相。同为宋室宗亲的赵伯泽，为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南宋安定郡王，其王宫赐建于乌镇，祖茔在今濮院镇红旗漾村。而北宋著作郎兼羽林中尉、护圣军右骑尉濮凤则定居到了濮院。

　　北人南迁，带来的中原文明，使桐乡真正开了鸿蒙。从那时起，桐乡大地呈现的人文气象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宋代的辅广、清代的张履祥先后从祀孔庙，这是多少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况且以一县而论，出现了两个文化大儒，放眼全国来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宋代崇福莫氏五子登科，明代濮院岳家三进士，在嘉禾大地煜煜生辉。

　　还是绕不开元代至正十年(1350)濮氏家族在濮院发起的“聚桂文会”，东南文士五百余人前来濮院以文相聚，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盛会，从中可见古代濮院文化交流活动的繁荣程度。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桐乡，人才辈出，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陆费逵、钱君匋、徐肖冰、太虚法师、木心……这些名字，代表着在各自领域里的大师、大家地位，星光灿烂。

　　绵延永续的人文渊薮，使桐乡的风雅从骨子里透露了出来，由内而外，神采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