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有三大书店最具影响力，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集编译、出版、发行于一体，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在当时的出版界颇有盛名。而开明书店的创办人则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章锡琛。

　　章锡琛起初在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妇女杂志》，由于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他思想进步，倡导妇女解放，经常在杂志上刊发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后来章锡琛辞职了。

　　走出商务印书馆的章锡琛和弟弟章锡珊于1926年8月一起创立了开明书店，丰子恺为发起人之一。1928年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丰子恺也参与其中。

　　丰子恺在开明书店并未坐班，却为开明书店出力不少。曾设计过店徽，担负起新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等工作，还曾任《中学生》、《新少年》等杂志的编辑。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销量不甚理想，一度滞销。后经过丰子恺设计封面和绘画插图，在排印和用纸等方面也经过一番精细加工，当即成为开明书店的第二畅销书。最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所绘的《开明英文读本》、《开明国语课本》教科书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版式新颖，活泼生动，一改往昔教科书沉闷和单调的弊病。书中穿插精美的插图，图文并茂，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捧和教育界的普遍赞誉，一度被人称为“吃饭书”，支撑着书店的经济大梁。同时，开明书店也为丰子恺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有画集、随笔集和艺术理论集等。

　　开明书店的作风高尚正派，严肃认真，旨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此举获得了出版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开明人”“开明风”被传为美谈。

　　老板章锡琛一生谦虚，礼贤下士，为人慷慨，不仅关心员工的事业发展，对其生活也是格外关照。丰子恺因子女多，开销大，手头拮据，有一次想把家里的钢琴卖掉应急，章锡琛知道此事后，主动借钱给他，让丰子恺保住了心爱的钢琴。章锡琛和丰子恺性情相投，私交甚密，友谊维系了一生。

　　开明书店既出版了大量有益书刊，也为我国出版界培育了大批有用之才，同时也成为一大批文学青年和艺术家成长的摇篮和避风的港湾。作家巴金的文学生涯就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第二本《死去的太阳》均由开明刊行。他说：“我同开明接触多年，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文化事业，只想勤勤恳恳认真出几本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都把开明看作忠实的朋友。”丰子恺在抗战期间，同样受到开明书店的庇护和支持，受到开明人的关心和照顾。

　　随着开明书店的日益壮大，全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分店和发行处。抗战爆发后，丰子恺扶老携幼向大西南逃难，在江西萍乡时，长沙开明书店陆联棠来信，希望他去湖南，不久又应汉口开明书店邀请，前往汉口，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广西宜山时，幸亏有开明书店的库房，才使得丰子恺全家有了安身之所。丰子恺与开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便是在逃难途中，他依旧关心书店的出版情况和经营状态，也牵挂着老板章锡琛的个人安危，他始终把自己当做“开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