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杰明著《艺术的逃难》，将丰子恺的艺术生活和中国的社会动荡交织并行，不仅考察了丰子恺审美眼光的形成与历史文化艺术背景之间的关联，更是通过对丰子恺艺术生命的描述，讲述更多的故事，从而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萧邦奇著《苦海求生》，书题源出丰子恺先生的《桐庐负暄》。不过，他的视角正如副题所示，本书研究的是国破家亡之际，难民如何应对生存与死亡、顺从抑或抵抗？危难之间，百姓与官员、平民与士兵、盟友与敌人、抵抗者与通敌者，以及高官显贵与地方士绅、流民与土著等，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萧邦奇自言其所有研究“都带有一种强烈的空间语境的底盘”，而他所言的“空间”，就是浙江省。《苦海求生》讲述和分析的也是抗战时期浙江难民的生存状况。著作在“前言”即描述乔司“千人坑”。开篇叙述了“毫无迹象显示1938年距离浙江省城杭州市郊区不到5英里的乔司镇的春节和元宵节会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甚至还以抒情笔调描述了春节和元宵节的喜庆情景，然而“过后四天，一切天翻地覆。乔司镇经历了一场让所有听闻者震惊的灾难”。接下来，作者大段引用了时年16岁少年冯信发的目击记录——包括一条小船上的6名妇女、黄源兴酒店的一名店员、邻居马祖宝一家、被关押在保庆桥汽车站的“好几百人”，以及冯信发的母亲等，总计1300余人在数日内被屠杀，“原来繁华的乔司镇变成了一片废墟”。保庆桥汽车站“尸骨如山”，于是建墓立碑，俗称“千人坑”。作者原文引用目击者的叙述，讲述了日军不同方式的残杀方式，枪击、刀劈、扫射以及纵火等，乔司无异于人间地狱。作者通过对节庆的描绘和目击者的叙述，将战争的狰狞面目一下子推到读者眼前，于是引发了对战争副产品——难民的思考，也就是其存在的关键问题，即“时间、空间、延续性和身份”。

　　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讲述了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诸如塘汇镇孙佐良、石门镇李玉昌、嘉善李根盘以及桐乡冯振华等当事人的回忆。冯振华当年仅6岁。在崇福镇开小酒店的父亲因为战事，染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而死亡，也就是说，“日军的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同样取人性命。冯母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开始了逃难生活。他们起先逃到了数十里外的永秀乡，然而随着日军的到来“催生了诸多如同龙卷风般的小强盗团体”，使之寝食难安；而后沿运河远走，又“被桥上的国民党军队拦住了”，原以为是强征船只，其实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经历了一段时日之后，冯母带着孩子们到杭州当街头小贩……相似的人物经历在嘉兴、宁波、绍兴等不断发生。作者从中分析道，在战争初期，“安土重迁”等观念影响着难民的无奈决策，同时，为非作歹、趁火打劫的迹象在战乱期间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难民的生存。

　　上述案例大都取材于《余杭县志》、《平湖县志》等地方志书，以及《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苕上怒火——余杭县抗日斗争记事》和《嘉善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等地方文史资料汇编，还有《沦陷生涯》、《乔司大屠杀目击记》、《塘汇抗日难忘史》等亲历者的记忆文字，当然也包括丰子恺先生的回忆性文章《辞缘缘堂》、《桐庐负暄》等，作者甚至用“转乎沟壑”整整一个章节来展现丰子恺的逃难经历。虽然作者深知“将回忆当作历史是极其冒险的”，但是“我们需要倾听中国人的声音”；作者明白有一些记忆“存在明显的错误”，但是“大部分记述是接近事件的宏观景象中真实发生的场景”。

　　除了个体或者离散家庭为单位的难民生活研究之外，萧邦奇用了更大篇幅再现并分析了在战争状态下，各级政府、教育单位和工商部门等机构流离失所、勉力维持的境遇。期间，国民政府的应对无能显露无遗。组织混乱、协调不力、派性倾轧和物质匮乏等加剧了普通百姓的战乱苦痛。仅省政府的播迁就有金华、衢州、台州等动议而不能决，其后又经历了永康、松阳以及云和的多次转移搬迁。而每一步都几乎走在生死边缘，又哪里谈得上对普通难民的安置和组织？而随时随地的“焦土政策”更将颠沛的难民和处在战火边缘的原地居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除了广为人知的钱塘江大桥自爆之外，衢州机场在短时期内屡建屡毁，“让数千民夫在空军基地的劳动成果付之一炬”。

　　所幸，教育之火未熄。文中专辟“游击的教育”一章叙述省内一些知名学校的流亡办学经历，包括绍兴县立中学、绍兴嵇山中学、湘湖师范以及省临时联合中学等，也包括“嘉属联中”。1942年2月，在陆觉初、沈大瓒等嘉兴籍官绅士人的奔走筹措下，于杭州、徽州之间的昌化县颊口镇合办“嘉属联中”。学校设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和两个速成师范班——由此可见学校的办学意旨，诚可贵也——学生近400名，主要招收流亡至此的嘉属七县学生，也招收一部分颊口镇周边的适龄学生。在天目山深处，在烽火边缘，保留下薪火传承的种子。尤为可贵的是，在艰难时局经费不继的情况下，全体师生艰苦奋斗，不仅重视爱国教育，也坚持体育锻炼，尤其注重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养成。学生组织竟然还能邀请名人作学术讲座，组织艺术画展，开展营火大会等，刮目相看之外更多感佩之情。

　　自认为“看起来已经变成一个浙江人”的萧邦奇说，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个别之中，存在于具体之中。《苦海求生》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案——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机构——让读者回到了历史现场。诚如著名汉学家柯文所言，“本书极其出色地记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难民的苦痛经历。”作者将笔触和情感聚焦在难民的真情实感，在国家记忆的长篇叙述中织入了个体的苦痛和希冀。也许只有直面不堪回首的战火流离，才可能更懂得和珍惜当下的安定与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