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吴蓬艺术院的建成以及夏家厅的修复，有关“夏尚书府”的传言成了桐乡人街头巷尾、报刊微信热议的题材，越传越离奇，竟把子虚乌有的传言演变成了千真万确的史实，让人啼笑皆非。

　　光绪《桐乡县志》中有一幅地图，上面确有夏家浜和夏家弄的标记。但对夏家厅的来历，一无书证，二无相关传说，大凡土生土长的桐乡人及其先辈们均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还有“夏尚书府”宅名及其有关夏尚书传说的存在。那么，“夏尚书府”宅名及其相关的夏尚书传说从何而来？

　　据笔者所知，这一传说最早由毛德新在《夏家浜与夏尚书府》(收入2007年出版的《桐乡掌故》)一文中提出。他在文中说：“传说夏府的主人是明朝一位尚书，他看中桐乡这块好地方，气候湿润，空气清新，民风淳朴，更有‘凤栖梧桐’的传说，就在这里建造起夏府家园……”显然作者本人也承认“夏尚书府”只是个民间传说而已。他在文中所提及的夏尚书有姓无名，夏尚书府的传说无根无据。

　　毛德新《夏家浜与夏尚书府》一文刊出以后，有人从毛德新笔下的夏尚书联想到明朝初期三代元老、户部尚书夏原吉。户部尚书夏原吉是否到过崇德县管辖的梧桐乡？夏原吉是否在梧桐乡夏家浜建造过夏尚书府？查遍现存的史志和史料，均无记载。

　　其实对于这两个问题，藏书家张森生早有定论，他曾在《历史人物史料漫谈》一文中写道：“有人批评严辰的光绪《桐乡县志》不记载夏原吉这位‘夏尚书’，说‘明代尚书夏原吉在我屠甸独叶里建有夏尚书故居，以后迁至梧桐镇夏家浜，其夏府就在县衙对面，(严辰)却视而不见。县志未有记载。’认为这也是严辰的‘疏漏’。其实，从明代至今，除了这位作者外，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本史志提到夏原吉这位明代尚书，曾在屠甸独叶里、桐乡夏家浜建造府第的事。这位作者说夏原吉在独叶村、夏家浜建尚书府，并没有举出一条书证。不知根据何书。据《明史·夏原吉传》，他是在北京、南京分别建有府第。夏原吉逝于明宣德五年(1430)，而桐乡县恰恰是宣德五年建立的，此前的‘梧桐镇’、‘县衙’都还没有建立呢。如果夏原吉确实在夏家浜建‘尚书府’，如果严辰是‘疏漏’是‘视而不见’，那么明代、清代编纂的其他几本《桐乡县志》，怎么不提夏原吉？难道也是编纂者的‘疏漏’、‘视而不见’吗？我们如今在长达三千多字的《明史·夏原吉传》中，找不出夏原吉晚年定居崇德县的文字，在其他史料中也难觅相关内容踪影，所以不能毫无根据地凭个人爱好来确定史事，这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

　　据此，我们可以认定：明代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崇德县梧桐乡及其夏家浜所谓“夏尚书府”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确切的、实质性的联系。

　　至于夏家浜的夏家厅确是明代建筑，仅就其门楼而言，高大宏伟，气派十足，高门槛……可见主人的官职和品级不小，像这样高档次的建筑在桐乡是绝无仅有的。为何在桐乡的史志或史料上找不到夏家厅的来历以及何人所造、何时所建的蛛丝马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笔者曾经走访过一些知情人，其中一位是笔者的小学同学名叫蒋树春，是夏家厅最后一位买主蒋国光医师的儿子。当被问到夏家厅的来历时，他说：“我只知道这个厅是我爸爸向曹荣钫买的，据说曹荣钫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在德清农林局，其他情况我就不晓得了。”离开他家之前，他给笔者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我听到过附近好多街坊邻居说这个夏家厅造好之后，主人家们从来没人来蹲过。”笔者对他说：“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我们不谋而合，十分高兴，但高兴之后心中照旧是一个“无奈”，因为除此之外没有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这个谜团依然无法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