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创作于抗战时期，小说以“五四”前夕江南村镇为背景，描写新兴资本家和豪绅地主的争斗、倾轧以及他们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中间穿插着几对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布局严谨，场面宏大，情节复杂，语言典雅，是一部富有民族风格的佳作。但故事只开展了前一半，主要人物的命运也还没有交代，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文革”时期，茅盾赋闲在家，1973年下半年他的“叛徒”问题排除后，心情开朗起来，与家人闲谈的时间明显多起来，特别是谈论文学创作时那种眉飞色舞的样子，让家人萌发了一个念头：动员茅盾在家悄悄地“重操旧业”，续写他的几部未完成的小说，也许这是一帖最有效的祛病健身良方。

　　一天，在儿子韦韬的试探建议下，茅盾居然有了续写的心意。茅盾打开了话匣子，罗列了他未完成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虹》、《霜叶红似二月花》和《锻炼》这几部作品，并一一作了分析，权衡之后，认为其他三部因各种原因不具备续写条件，《霜叶红似二月花》则可以纳入续写计划。

　　茅盾同意续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已发表部分比较满意，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从题材上讲，政治风险也最小。茅盾在开始写续篇前，先取来《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单行本仔细地阅读起来，毕竟时间相隔得太久了，一些细节也模糊了，小说的风格也需要回顾和重新把握，这样续写时才能自然衔接。

　　从此以后，茅盾一有空就坐到卧室中靠窗的那张二屉桌前，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场景在一个县城，所以茅盾在续写前，先画出一张此县城的场景示意图，画出几个重要人物的宅第，以及县署、警察局、善堂、轮船公司、城隍庙等，还有街道、城墙，通往钱家庄的河道和城外的桑林、稻田等。茅盾说：“有了这张图，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就有了依据，不至于产生矛盾。”

　　茅盾创作长篇小说有一个习惯，就是先写出详细大纲，然后依据大纲，一气呵成。由于许多重要的情节乃至一些细节的描写，在写大纲时已经反复推敲过，胸有成竹，所以一口气写下来的原稿很少涂改，十分整洁。

　　茅盾这次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约占了1974年半年的时间。在续篇大纲中，茅盾着重刻画了正面人物，如张婉卿、钱良材等，以及一位新出场的女主角张今觉。这位张女士最终成为钱良材的终身伴侣，在续篇中大展风采。对于反面人物，大纲中着墨较少，显然茅盾尚未及对他们细加推敲，仅仅留下了不少可以展开这些反面人物活动的线索，如北伐军入城前后的活动，以及“四·一二”事变后他们对革命力量的反扑等等。

　　茅盾对《霜叶红似二月花》书名的含义曾作过如下解释：这部书是写一群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反封建的斗争性和坚决性，但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只是霜叶而不是红花。续篇大纲中钱良材、张婉卿、张今觉等人物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早期的佼佼者，是一群可敬可爱的人，但当革命继续向前时，他们悄悄地退出了。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十年以后，他们一定会重新站到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列中来。

　　遗憾的是，茅盾没有把续篇完成，续篇的后半部只留下了提要。客观来说，那时茅盾身体已经比较虚弱，常常头昏腿软，爬楼困难，又急于搬往平房。从看房、修房、准备搬迁到迁入新居，前后忙乱了数月之久。搬家后先忙于别事，后又有外地亲戚来长住，就把《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写之事耽搁了下来。主观上讲，上篇和续篇的写作时间相隔太久——三十多年，要重新找回当年创作上篇时的激情和状态相当困难，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茅盾的写作态度一贯严谨认真，他认为续篇必须保持上篇的风格，前后必须浑然一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慢慢地“磨合”，不能草率从事。所以，茅盾不想急于求成，凡有其他事要办，总是把续写的事搁下，为别的事让路。

　　1981年3月27日，茅盾辞别人世，续写完成《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美好愿望终究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