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不干农活，他在大麻镇摆了个摊，收硬纸板。每天四五点，窗外晨光熹微，他照例喝点清粥，就收敛着声音出门了。

　　大麻镇有卖糯米糕的，他常买来给我吃。“阿囡，今朝有你顶喜欢吃的东西！”爷爷自豪又高兴得露出一口白花花的假牙，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糯米糕给我。有时也给自己带一块，回家凑着热闹跟我一起吃。第二天，床头就会出现他吃了一半的糯米糕，用塑料袋严实地包好，安安静静地放着。

　　饭桌上，爷爷喜欢舀那道腊鲞炖茄子的咸汤，淘饭吃。奶奶说他“真是犯贱”，他听了，只是乐呵。

　　奶奶说，那时候没饭吃，他们几个年轻人吃泥土、坐在桑树墩上抢着吃水草根。后来爷爷娶了她，生了孩子，种甘蔗运去上海卖，七八岁的父亲止不住馋，偷吃了一节末枝梢，爷爷气得两眼充血，甩了孩子一个巴掌，孩子哽咽，不敢哭。

　　我读高中的时候，爷爷病了。

　　病床上的爷爷觉得自己虚度光阴，罪大恶极，吵着要回去弄他的硬纸板生意，奶奶骂他，他和奶奶对骂。后来病越来越重，才终于不提。爷爷侧过身子，头闷在医院的白色被单下，沉默不语。

　　爷爷在医院住了大半年，眼看着隔壁床的人一个个被推走，然后听人悄悄地告知“走了”。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发呆，眼神扑朔，若有所思。

　　这大半年，让爷爷变得沉默寡言。

　　有一天，医生告诉父亲，爷爷的病抑制住了，可以出院。一家人高高兴兴，把消息告诉爷爷时，他眼神呆滞，过了几秒钟，才舒展开笑容，只问句“真的？”临行前，他特地去跟主治医师告别，握着医生的手，郑重地感谢。回家路上，他静静望着车窗外的风景，问着邻里长短，断断续续地回忆些往事。

　　爷爷弃了小生意，赋闲在家。人们对于“病”是战战兢兢的，他意识到大家的异样眼光，不愿再去别人家串门。只得一个人背对着手，到野外走走。有时我看见爷爷采根狗尾巴草，一个人在田埂上晃荡，像个被放逐的灵魂。

　　爷爷烟瘾大，奶奶发现他在角落偷偷抽烟，抓个现行，奶奶又急、又气、又骂、又哭。爷爷不说话，一个人走开。有次我看见他独自缩在天井的墙角处，叫了他一声。他身子一颤，转过头来，手藏在后面，挤出个笑容。我才发现，他正用手指掐灭烟头。

　　父亲和叔叔寻思着给爷爷找点闲差消遣，就让爷爷早上出市，给家里做工的人买买菜，中午帮着烧烧柴火。他越来越糊涂了，父亲偷偷跟我们说，他挑的大蒜都是烂的。有一次，爷爷竟然在外头捡了个炮仗，塞进了柴火堆。“砰”得一声，惊天动地，锅子炸坏了，吓得父亲连忙跑进厨房，爷爷呆呆坐着，熏得一脸黑，看着灶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爷爷的病又复发了，他对奶奶说：“这次真要跟你分道扬镳了。”奶奶落泪。再后来，爷爷神志不清了。医生让我们回家。

　　临终前，爷爷命令奶奶拿出他们结婚时的金戒指，说这个给大儿子，说了十来次。大去那天，他躺在床上，把手一挥，如释重负地说句“好了好了，走了”，像是把什么都看透了。爷爷的大梦醒了，剩下父亲哭得像个孩子，低语自己没了爸爸。葬礼那天，不信神仙不信魔的父亲，听得人们说魂灵过桥，容易迷路，他捧着骨灰，过一座桥，就大声喊一句：“爸爸跟牢。”

　　前几天饭桌上，父亲玩笑着诉说自己小时候偷吃甘蔗被爷爷打骂的事，说着说着，低头大吃口闷饭。

　　爷爷一生，无名小卒，平庸之辈，葬在田野里的厚土堆里。父亲从此没了爸爸，也再没人为我买过大麻镇的那块糯米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