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沈昌均先生的认识，始于一九七八年。那年，我刚从石门中学调入桐乡三中，我妻子被安排在濮院乡中学任教。她上班半个学期后，有一天，她告诉我，他们学校里有位慈眉善目的老教师，知识十分渊博，待人和蔼可亲，在教学上对她十分关心。但他孤身一人住在学校里，星期天吃饭也很困难，她准备星期天请他到我们家中玩玩，顺便请他吃顿中饭，我说很好。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这以后，我们从初识到相知，到成为忘年之交。我了解了昌均先生坎坷的一生，家庭遭遇的不幸，了解了他对教育工作的执著和热爱，更了解了他博大的胸怀和宽容乐观的心态。一年以后，我妻子调入濮院镇小，昌均先生也住进了由乡中学为他在镇上安排的住所。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基本上每个星期天他都来我们家聊天。后来他离开濮院到屠甸中学、桐乡电大任教，因为交通不便，我们的联系少了一些，但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濮院看望我们，我也会趁去桐乡开会、活动的间隙去看望他，一直到他离开桐乡去武汉为止。

　　和昌均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向他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在教学业务上，也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件事到现在印象还十分深刻。

　　昌均先生一九五三年蒙冤锒铛入狱，被重判去青海服刑。当时他夫人钟先生携儿带女在上海工作。为了妻儿考虑，昌均先生主动提出与钟先生解除婚姻关系。后钟先生随工厂内迁武汉，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与厂内一位同事结为夫妻，共度艰苦岁月。一九八二年，昌均先生获得平反。钟先生专程来濮，看望昌均先生，我曾设家宴招待钟先生，席间，钟先生谈起往事，几度哽咽，倒是昌均先生劝慰钟先生。我记得，昌均先生用塞翁失马的故事，讲了自己的遭遇，说如果当年没有判刑，恐怕“文化大革命”也难逃劫难，说不定比在青海的遭遇更惨。他笑着对钟先生说，你看我气色很好，身体也健康，生活条件也不错，现在获得了平反，你应该高兴才对。说得钟先生破涕为笑。钟先生回去后，昌均先生告诉我，她这次来，一是看望他，二是想告诉他，她丈夫准备与她解除婚约，让她与昌均先生破镜重圆。昌均先生得知来意后，断然拒绝。他对我说：人家在我最困难时，接纳了我的妻儿子女，现在却要主动退出，我怎么能同意他们这样做呢？那是断断不行的。钟先生回到武汉后，与子女商量，决定把昌均先生接到武汉与子女同住，但昌均先生不愿影响钟先生的生活，再加上住在武汉水土不服，住了没有多少时间，就坚决要求回桐乡，直到钟先生的丈夫去世后，才再到武汉。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昌均先生的为人，他知恩必报，决不愿因为自己而影响别人的生活。

　　昌均先生每次到我家中，总是问起学校的情况，他心系教育，关心桐乡教育的发展，当他得知我校发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后，十分高兴。他认为，学校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点高中招生分数很高，学生基础很好，当然要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大学生，但像我们这一类普通高中，如果也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能会力不从心，还不如定下心来，着力培养为当地社会经济服务的实用型人才为好。他向我介绍了当时办桐乡简易师范学校的情况，他的办学目标很明确，就是努力培养为桐乡教育服务的师资。当他听到我准备组织教师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开展学陶师陶活动，并准备把新建的实验办公大楼命名为“行知楼”时，大为高兴，主动提出由他去请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著名教育家、上海育才中学段力佩校长题写楼名。我喜出望外，因为段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教育改革，创造的“育才经验”在教育界享有盛誉。能得到他的墨宝是我们学校的大幸。虽然昌均先生与段老并不熟悉，但他的挚友、原桐乡简易师范学校教师黄礼芳先生却与段老稔熟，于是他就请黄礼芳先生转达学校拟请段老题写楼名的要求，段老欣然答应，不久就寄来了题词。一九九一年我校行知楼落成，这一年正好是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于是昌均先生又向我建议请段老来桐宣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体联系工作由他负责。我向教育局领导汇报后，局领导大为赞赏。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局领导亲自去上海接段老、黄老来濮院，昌均先生主动参与接待。第二天，突降鹅毛大雪，桐乡市各中小学领导冒雪来濮院，聆听段老报告，盛况空前，拉开了全市教育系统学陶师陶的帷幕。这一切，全凭昌均先生的古道热肠和他对教育事业的挚爱。以后，昌均先生多次向我介绍他在桐乡简师开展学陶师陶的情况，谈到高兴时，会轻轻哼起“手扶着锄头除野草呀，锄掉了野草好长苗呀”的“锄头歌”。他介绍了当时简师师生共同劳动、开荒建校、深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情况，特别是他冒着白色恐怖的压力，支持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促使桐乡和平解放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受到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追求真理，身体力行的。我向昌均先生学习，积极开展学陶师陶活动，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社会，使学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得益于昌均先生对我的帮助。

　　昌均先生知识渊博，尤其对历史掌故十分熟悉，每次与他闲聊都获益不少。当他知道我喜爱苏东坡的诗词后，即将自己珍藏多年并加以圈点的《东坡乐府笺》(上下两册)赠送于我，我如获至宝。每当我翻阅这本书时，眼前就会出现昌均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他与著名画家岳石尘先生是至交，我初到濮院，就是他带我去拜访岳老的。以后他又经常带我去看望岳老，我从岳老那里学到了他几十年如一日醉心作画的精神，也学到了两位老人执著、深厚、重情重义的感情。我记得当年岳老喜得孙女，他请昌均先生赐名，昌均先生却将这个任务给了我，面对这两位老人，我如何敢班门弄斧，坚辞不就。最后昌均先生与我一起商量给岳老的孙女取名“阳”，得到岳老和功立夫妇的首肯。当年岳老曾为我画了一幅扇面，我正愁另一面的书法请谁题写时，昌均先生看了后，马上就由他去请南社社员、著名文史专家郑逸梅老人题写，原来郑逸梅先生与昌均先生曾是沪上一著名学校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几个月后，昌均先生把郑老题写的扇面送到我手中。这把珠联璧合的扇子成为我与昌均先生亦师亦友的见证，也成为我永远的珍藏。

　　一九九九年，昌均先生去武汉定居，讵料第二年即因脑溢血而仙逝。我那一年退休后去北京，对先生仙逝一事一无所知，直到回濮院后始知此事。我与昌均先生相交二十年，最后连一封唁电都没有发出，这是我一生中的憾事。但我一直庆幸自己，有机会得识昌均先生，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虽然昌均先生已离我而去，但他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