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乡下，走进屋，抬头便见父亲那张黑白遗像。镜框中的父亲微笑着，非常阳光，那时父亲23岁。父亲出生于1959年，1996年11月8日外出做工傍晚回家途中，被一辆卡车撞倒，等第二天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已没了气息。那年他才38岁。

　　因为当时父亲自己闯了红灯，车子又是私人的，最后对方只赔偿了三万元。其中八千元在火化那天放在橱柜中，被人偷走了。这两件事当年在附近村庄尽人皆知，一来当时汽车很少，农民出车祸的消息很少听到，村民都很震惊；二来，谁会在人家遭遇飞来横祸时还要在伤口上撒盐，这种事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爆炸性新闻了。事后，有人怀疑是我家的一个近亲所为，有人怀疑是一个远亲，还有人说是自己村上的人，众说纷纭。总之，这已经成了一个谜，至今仍有村民遇到我时说起。

　　父亲突然去世，但家里只找到了几百现金，没有一张存单，父亲生前和母亲不和，钱是两人分别保管的。后来母亲找到一张白纸，写着几家的借款情况，这几家最后才还了钱。更可笑的是，我的一家和父亲关系非常好的寄拜亲借了我家几担粮食，结果不承认了，丧事那天需要很多粮食，几个村民气愤不过，一起去他家挑回了粮食。

　　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的一个镜头是父亲为我做的一个小玩意。出事前几天，父亲突然拿出一个自行车铃铛，拧下上面那个圆，里面放满蜡烛油，中间放上蜡烛蕊，做一个三角小铁架支在里面，铁架中间是一个小圆圈，上面刚好放一个褐色玻璃瓶，加入一点米和水，点燃后煮粥。我就一遍遍地用这个小玩意煮粥，感觉很新奇，因为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玩意。这个东西也成为我怀念父亲的载体，现在仍放在老家房间的桌上。

　　父亲是疼我的。奶奶总说，我出生那天，父亲去外村请产婆，刚回到家，曾祖母就对父亲说：“付林，生了，生了个带把的。”父亲一听，非常高兴。他对我这个独生子特别溺爱，经常“掮官”(小孩坐在大人脖子上)在村上走动，囡囡长囡囡短地不停叫我。村里的妇女主任每年年底总要来家里送上写着“独生子女好”的挂历画，父亲也特别高兴。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帮着父母干农活，做这个那个，父亲很少催我干活。我小时候的确无忧无虑，鲜做农活，总是经常和比我小的伙伴玩洋片、钓龙虾、打扑克，即使在最忙碌的“双抢”时，我也呆在家不出门。

　　父亲喜欢给我讲恐怖故事。那时的农村，有偷鸡豹。晚上睡觉听到鸡一阵乱叫，父亲马上对我说：“偷鸡豹来了。”并把偷鸡豹描述得十分可怕，碧绿的眼睛，牙齿露在外头，来无影去无踪，一口叼住公鸡就逃走，它住在荒凉昏暗、夜晚发出沙沙响的干枯墩里。我一听，总吓得赶紧捂住被子。父亲则咯咯咯笑着。雷公菩萨打妖怪也是我听过无数遍的故事，这是一个本地版神话故事。南日镇天叉头，有一棵大香樟树，要好几个合起来才能抱住，树干裂开。说有一天深夜雷公追一男一女两只妖怪来到了天叉头，他们情急之下就躲进了附近一棵大香樟树。雷公命令他俩出来，但没有效果，于是雷公只好一个雷劈下去，把妖怪劈死同时也把树劈开了。后来我到镇上时，看到那棵香樟树时，总会多看几眼，因为它充满了神秘感。

　　父亲喜欢陪着我度过简单快乐的童年。我要去钓鱼，父亲就用一根缝纫针烧成一个鱼钩，穿上一根线，砍一根竹子系上，做成鱼杆。我要去钓龙虾，他就帮我捉田鸡当诱饵。有一次，父亲在路上捡到一个鸟笼，兴高采烈给了我。然后他陪着我捉麻雀，把它们关进鸟笼，让我每天喂食。夏天的晚上，父亲带着我，提着电瓶、拎着鳝篓、拿着鳝荚，走在狭小的田埂上，去捉鳝鱼。父亲不时用电瓶在田间东照西照，走了一段路，突然停住了，他发现了目标，同时将鳝荚捏紧。鳝鱼晚上游出洞来觅食放松时，对人毫无防备，只要拿起鳝荚照准它一夹，便能成功。我拎着鳝篓，紧紧地跟着父亲，因为经常会遇到蛇，蛇突然出现，我就吓得赶紧搂住父亲的腰。父亲胆子大，连蛇都敢用手直接捉，他笑笑，安慰我：“囡囡别怕，蛇不咬的。”

　　父亲还特别喜欢和老人来往。村上的小阿四，比父亲大二十多岁，独居。父亲经常晚上到他家喝酒，一碗胖蚕豆，一包花生米，一碗梅菜肉，简单三四个菜，两个人就可以喝几个钟头。小阿四也寂寞无聊，有个人和他喝酒海聊，很开心。他说起老底子的事时，嗓门特别大，父亲笑眯眯听着。俩人酒量都不错，有酒有菜，这一晚就过得很充实了。我那时也偶尔跟去，但我不会喝酒，就在边上玩四爷爷的收音机。现在回乡下，我也经常去四爷爷家，我去时他一般就坐在凳上喝酒，菜还是老三样。这样的场景，使我联想到当年父亲和他坐在一起喝酒的情形。四爷爷喝着酒，朝我说：“你爸爸老实人，也喜欢喝酒，和我很好。天一黑，就拎着酒和长生果来了。才38岁啊，还是小伙子哩！”

　　父亲比较壮实，做体力活是把好手，奶奶说父亲十五岁就挑河泥了。后来，他和村上几名村民一起购买了一台拖拉机，夏天轮流给村民耕田。父亲驾着拖拉机在田野里驰骋，很威风。父亲去世后，其他村民无心经营耕田业务，把拖拉机卖了分钱，其中父亲那份给了母亲。父亲又跟着一个农村厨师学烧菜，但只学会了简单切菜配菜。那个厨师看父亲老实，并不给他钱，他知道父亲只要有酒喝就不会提其他要求了。后来另一个厨师叫父亲跟着他去烧菜，每次能给个三十元。现在农村厨师非常走俏，也比较赚钱，奶奶念及此事，总伤感地说：“要是你爸活着，现在也一定是个厨师了，赚很多钱了。”

　　父亲喜欢交朋友。有一次，他交了一个不知道家是哪里的朋友，个头矮小，皮肤黝黑，靠挖泥鳅捉蛇为生。他经常来我村上，挖到中午，便笑嘻嘻来到我家蹭饭。几次之后，加上他袋里的蛇啊泥鳅啊散发一股腥味，家人便有些不快，但父亲还是很热情欢迎他，并买了酒菜与他对喝。

　　父亲，是我童年里那个陪着我玩耍的天真的大小人，是母亲眼里那个追着她请她看电影的毛头小伙，是奶奶嘴里十几岁就干重活的小大人。那个健壮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96年的深秋。据后来的传言，有人曾在医院看到被撞的父亲，还很有力地喊“救救我，救救我呀”，可等我们第二天赶到医院时，父亲就躺在医院的过道上，盖着白布，早已手脚冰凉。“错过了”，这是一同赶到医院的本家的纯朴定论。这就是一个底层农民最后的命。